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我国网民人数呈现出几何数增长态势。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突破5亿。互联网普及率较上年底提升4个百分点，达到38.3%。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56亿，同比增长17.5%，与前几年相比，中国的整体网民规模增长进入平台期。①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对我国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观念、方式、行为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公民网络问责的兴起是一个典型的表征。网络问责是指公民以网络为途径和平台，通过批评、建议、检举、揭发等途径，针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状况进行监督，并要求其承担结果的一种监督行为。网络问责的发展，一方面，有利于促使政府政务公开、透明，从而有效遏制暗箱操作、人治大于法治等不合理现象，公众通过网络获得了自己的参政议政的权利，公民意识显著增强，对政府的监督也更有效。另一方面，网络问责的出现弥补了传统行政问责乏力的缺陷，它可以有效地提升政府的监管能力和服务能力，推动传统的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具体表现为：政府职能由管理控制转向宏观指导；执政思路由“官本位”转向“民本位”；行政理念由“权力至上”转向“权责对等”。当前，网络问责正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然而，在充分肯定网络问责的时代价值与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应理性地审视网络问责中存在的，诸如网络问责主体——非理性。由于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存在着很多潜在的社会矛盾，当网民在网上发表的言论脱离了理性思考时，越来越多的表现为一种不负责任的情绪宣泄；网络问责客体——不配合。领导干部对网络问责的重要性缺乏正确的认识；网络问责资源——不均衡。我国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导致了网络资源分布的不均衡，网络问责中一部分公民的民意因“数字鸿沟”而“被代表”；网络问责机制——不健全。制度化建设乏力，在其发展中，某些方面遭遇着制度上的空白点和盲区，原有的制度安排尚不具有有效提升公民政治参与与需求的吸纳能力，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渠道有待疏通和拓展，公民的利益诉求缺乏制度性的对话机制，网络政治参与的许多方面与正在形成的新的社会机制发生冲突等问题。因而，全面、客观地审视和评估当前公民网络问责中存在的问题，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并就有利于公民网络问责健康、可持续发展措施提出合理化建议，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论文在评析网络问责在政治生活中存在和发展的优势，当前我国网络问责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网络问责诸如营造网络政治文化、健全网络问责立法、均衡网络问责资源、完善网络问责机制等改进之策，以促进我国公民网络问责的良性、健康、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