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和运用适宜的政治技术,是城市社区两委（社区共产党员支部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提升自身治理能力、解决治理难题的内在要求和根本保证。政治技术若是缺失,则易导致社区治理陷入“能力困境”和“技术困境”。城市社区两委,既是国家权力的代理人,也是居民利益的代言人。它既要代表国家行使好权力,又要代表居民维护好他们的权利。与此同时,还要让社区的多元治理力量参与到“共建共治共享”中来。在双重角色张力和多维治理面向中,城市社区两委如何运用政治技术进行有效治理就成为当下治理阶段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不同的社会管理体制呈现出不同的政治技术。单位体制下,单位组织主要运用政治动员技术来管理单位人;街居制运行中,城市基层社会主要运用社会整合技术来管理非单位人,配合单位制形成高度统一的社会;社区制运行中,城市社区主要运用民主协商技术来管理社会人。随着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基层社会在打造多元治理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中,政治主体就需要运用丰富多样的政治技术。现代城市社区两委通过不同政治技术的运用,形成了全国范围内具有创新性的典型治理模式,如,上海模式、沈阳模式、江汉模式、深圳模式等。从维护共同生活场所到构建理想家园,上海城市社区治理内容不断更新,这就更加需要适宜的政治技术,帮助社区两委解决各类治理难题,不断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本文以上海市Y社区为个案,从社区两委这个治理主体出发,将政治技术视为它解决治理难题的“钥匙”。通过社区两委对政治技术的运用及形成的治理经验,探讨其运用了哪些政治技术,破解了哪些治理难题,以及这些政治技术自身的特点、使用效果、溢出效应、运用的约束性条件以及优化等。同时,对Y社区的驻区单位、联建共建单位、内部的社会组织、居民等多元治理主体所扮演的治理角色和治理参与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尝试将政治技术与治理能力、治理带头人、各个治理主体纵向、横向的关系等内容联系起来。Y社区,建成于1995年,由动迁小区发展而来。在没有单位社区历史积淀和社区运行机制推动的情况下,直接切入治理现代化要求的治理场域。在运行初期,对于社区两委来说,居民来源广泛、构成复杂,个体需求多元、群体关系疏离,很难将他们组织动员起来,纵向管理难以实施;对于个体来说,居民彼此之间缺少情感积累与互助氛围,横向联系难以建立。Y社区的治理处于失序的状态中,社区因此乱象丛生,主要表现为环境设施乱、制度规则乱和多元主体关系乱。网上还戏称该小区是“沪上最烂小区”。这样的居住体验和社会评价让居民难以建立安全感和归属感。2012年开始,Y社区新一任书记主任通过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开始了治乱。面对多元治理主体,Y社区两委主要从三个维度进行了突破:一是从调合自身自治和行政的角色冲突出发,运用了压力纾解技术;二是从联合驻区单位、联建共建单位等外部治理主体出发,运用了社会协同技术;三是从聚合居民、业委会、物业公司、社团组织等内部治理力量出发,运用了吸纳与动员技术。通过以上三个维度中政治技术的运用,各个治理主体参与了Y社区不同层次、不同形式和不同内容的治理。这意味着,Y社区已经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与此同时,通过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努力,改变了Y社区的治理困境,提升了两委的治理绩效,社区样貌发生了重大改变。2017年,Y社区用“上海市文明小区”的称号”终结了“沪上最烂小区”的历史,居民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得到了显著提升。在社区从“乱”到“治”的过程中,Y社区两委通过政治技术的运用,形成了自身独特有效的治理模式,并产生了较强的溢出效应,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然而,相对于“看得见”的工具技术,政治技术则因其自身的复杂特性很难被把握或很容易被混淆,它们的运用也有其特定的边界,主要受到运用主体、运用环境、技术特性和目的导向的约束。最为重要的是,重视技术,归根结底是重视人,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政治技术的运用必须时刻体现以社区居民为中心,围绕实现他们的利益进行。从新时期的“以人为本”到新时代的“以人民为中心”,现代城市社区治理及其政治技术的选择和运用,紧紧围着改善民生和满足居民的美好生活展开。居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这就意味着城市社区治理没有固定的模式,社区治理需要多元多样的政治技术的运用。因此,社区两委需要掌握这些多元多样的政治技术,根据不同的社区特性及具体的治理问题,因地制宜,对症用技,还需要依靠政治技术的合理选择及其有效运用来持续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能力,从而在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