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和融资是企业的两项基本的财务活动,它们既相互独立,又休戚相关,是企业资金运动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负债即是企业的一种重要的融资来源,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治理机制,其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热点。不同于西方国家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发达的信贷体制和债券市场,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还在初级阶段,其债券市场还处在一个探索和发展的时期,加之我国银行的发展历程和发展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国家,使得我国的信贷市场也区别与发达的信贷市场。总体来说,我国企业的债务融资渠道还不健全,银企关系也比较复杂,将外国的研究理论和成果直接移植到我国缺乏说服力。目前也有许多学者结合我国特殊的投融资环境来阐述负债是否能够发挥其治理机制,起到抑制过度投资的作用。但遗憾的是,目前实证结果存在诸多矛盾之处,相关结论仍然有待检验。本文拟在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借鉴他们的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来实证检验负债融资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治理作用。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为导论。这部分主要介绍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引出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目前我国的债务融资环境如债券市场、银行贷款制度等虽然有所发展,但是还不够完善,预算软约束等问题导致我国上市公司特别是国有上市公司可能存在过度投资的问题。研究我国目前负债治理的现状对于改善企业资源合理配置,提高企业价值有着深刻的意义。本文主要研究负债治理的三个关键问题：一是对比过度投资样本和投资不足样本,验证不同期限的债务对过度投资的影响；二是研究过度投资的企业样本,验证负债融资是否有效抑制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三是研究不同的股权结构是否会影响负债的治理作用,验证在国有控股和股权集中背景下大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是否会阻碍负债的治理作用得到发挥。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在这一部分本文分别整理总结了国内和国外的学者在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行为领域的研究成果。在国外研究中,本文分别就负债的代理成本问题、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负债期限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综述；在国内研究中,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我国目前的债务融资环境下过度投资现象是否存在,以及负债融资是否能够发挥对过度投资的治理作用,本文对相关文献做了归纳和总结后遗憾的发现,对于这个问题实证研究没有定论。在文献综述的最后一部分,本文对国内外文献做了进一步的评述,归纳了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行为关系的研究成果。第三部分为本文的理论分析。这一部分本文对涉及到的主要理论基础进行了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负债融资作用于企业投资行为的机理。按照代理理论,企业内部股东——经理之间的冲突容易引起过度投资行为,而公司与外部负债之间的冲突则会导致投资不足和资产替代的产生。在股东和经理代理问题严重的公司中,负债可以通过增加利息、信贷配给以及签订严格的债务契约等措施加强治理,使得由此产生的投资不足倾向可以抵消债务人过度投资的动机,抑制过度投资。另外,投资不足的企业还会倾向选择短期债务进行融资,由此缓解企业与外部负债之间的冲突产生的投资不足问题。在发达国家中,由于债券评级制度健全,银行放贷较为谨慎,法律法规比较健全等原因,一般学者研究负债的代理成本引起投资不足的假设；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由于债券和银行市场不发达,预算软约束存在,一般学者研究负债的治理效应抑制过度投资假设。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加之银行和国有企业的产权同源性可能使得过度投资问题更加严重,所以负债对过度投资行为是否起到抑制作用成为研究焦点。第四部分为本文的实证检验部分。首先,提出本文的四个假设。假设1：在我国普遍存在长期负债引发的过度投资问题。假设2：在我国,负债融资对过度投资的约束作用较弱。假设3：在国有控股企业中,长期负债引起的过度投资问题更严重,同时负债融资对过度投资的约束作用更弱。假设4：控股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的公司,长期负债引起的过度投资问题更严重,同时负债融资对过度投资的约束作用较弱。其次,以2007——2012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用债务期限结构模型和债务存量水平模型对提出的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对检验结果进行的分析和归纳。第五部分通过分析实证结果给出了本文的研究结论以及政策建议,提出了相关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展望。结论如下：在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着长期负债引起的过度投资行为,同时债务的存量水平与过度投资规模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不显著,说明负债融资对过度投资行为的治理作用较弱,负债的预算软约束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在区分企业控制权性质后,发现国有控股企业中负债融资对过度投资行为的约束作用更弱；在股权集中背景下,考察控股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对负债治理作用的影响,发现在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的公司,负债融资对过度投资的约束作用更弱。根据此结论,本文提出提高我国负债融资对过度投资行为约束作用的建议。第一,应减少国家对负债治理作用的干预,减少国有股份在企业中的比例,特别减少国家控股公司的数量。第二,应规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行为,防止大股东利用金字塔结构进行过度投资,损害中小股东利益,阻碍公司的健康发展。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从国内的研究现状来看,人们普遍认为负债融资会影响到企业的投资行为,研究比较多的是负债融资水平与企业投资规模的负相关关系,这并不同于本文所研究的负债融资对过度投资行为的治理作用。本文利用最优投资预测模型拟合出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在此基础上研究债务存量水平对过度投资规模的约束作用,验证负债融资的治理作用在我国是否有效。第二,目前很少有研究从债务期限结构角度探讨负债融资与企业过度投资的关系。根据Myers(1977)的理论,长期负债更容易引起企业过度投资行为,而短期负债则可以缓解负债融资导致的代理成本。因此在负债对过度投资的治理作用弱时,企业应该可以更多地利用长期负债进行融资。本文利用债务期限结构模型对这一假设进行了检验,证明长期负债的增加加剧了过度投资的规模。第三,在目前上市公司股权集中的背景下,通过理论推导证明了股权集中背景下大股东——中小股东冲突和股权分散背景下股东——经理冲突的一致性。并利用控股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是否分离来度量大股东——中小股东冲突的程度,证明了股权集中背景下控股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会导致负债融资对过度投资行为的约束作用更弱。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第一,企业的投资行为表现是多方面的,如投资过度、投资不足、资产替代等。介于我国债权市场的不发达,国有股权的存在导致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严重,企业普遍存在过度投资的行为,因此本文仅研究了负债融资对投资过度的治理作用,并没有分析负债融资的产生代理成本对企业投资不足和资产替代行为的影响。第二,企业投资规模的度量也是多方面的,不仅如本文研究的,表现为投资支出的绝对量,还会体现在投资波动性等方面,这些都是本文没有涉及到的。第三,研究样本问题。本文研究样本的局限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选择2007——2012年制造业公司的数据作为样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研究宏观政策(如房地产企业很容易受到宏观经济调控而产生投资规模的变化,新兴行业也比较容易受到市场不稳定性的影响)变动的影响,但是也造成了对其他行业的忽略；本文所用的大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度直接取自CSMAR数据库,此变量的缺失也导致了一部分研究样本的损失,使得回归结果可能会受到影响；上市公司一般为大型企业,相比中小型企业来说,比较容易得到信贷资源的支持,由于其他大量非上市的中小型民营企业并没有纳入本文样本,使得研究成果存在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