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缓解安然、世界通信等一系列破产案件导致的资本市场信任危机,2002年美国国会通过颁布《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案使美国的内部控制信息由自愿性披露变为强制性披露。受美国及国内经营失败案例的影响,我国也加快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的步伐。随着《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发布,我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制度的雏形已经基本形成。由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制度的不断完善,关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实证研究也逐渐变多。尤其是在2008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后,通过追踪一批又一批的“落难”企业,我们不难发现,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并没有带来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行为责任与披露责任的不同步究其原因就在于管理层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有进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管理行为。在我国这种“报喜不报忧”的市场大环境下,管理层会根据企业行为责任的效果来决定披露什么程度的内部控制信息。而最能体现企业行为责任效果的是会计信息质量,盈余质量作为最重要的会计信息之一,是衡量管理层努力程度的重要标准,也是对企业行为责任的最好诠释。虽然当前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研究比较多,但上市公司是否因为盈余质量的高低而有选择的披露内部控制信息,很少有学者提及。因此本文将盈余质量作为揭示管理层存在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管理行为的一个重要研究视角,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盈余质量和内部控制信息的相关内容,创造性的将权威机构的评价方法和替代变量法相结合定量的评价我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其次,提出了盈余质量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关系的理论分析,为下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最后,本文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对被解释变量—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指数和解释变量—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找出了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存在信息披露管理行为的证据。通过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管理行为的考察,有利于帮助理性投资者定性和定量的评价内部控制信息,从而帮助其作出最有利的投资决策,实现我国资本市场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