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新《物权法》实施,扩大了担保资产的范围并完善了债权人保护,在固定资产的基础上,新增了生产设备、存货、应收账款等为担保资产。依据法与金融学,本文发现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前后产生了企业债务融资外生增加的样本期间。在改革前后债务融资外生增加的样本期间内,本文重点在于研究债务融资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探究债务融资的增加是否促进创新产出的增加。本文以2007年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发生的前后三年2004-201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先检验了 2007年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对企业债务融资的作用及债务融资变动的外生性,确认2004-2010年为发生企业债务融资外生增加的样本期间,再进一步检验样本期间内债务融资的变动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变动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并讨论了企业产权性质及融资约束程度在其中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前后,企业的债务融资呈现显著增长,债务融资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商业信用且具有外生性;（2）债务融资的增长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样本期内商业信用的增长是导致包含商业信用的其他债务类型对企业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的主要原因;（3）担保物权制度改革下,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高融资约束的企业相比低融资约束的企业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但是在不同的产权性质和不同的融资约束中,商业信用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无显著差。本文的贡献在于:（1）以担保物权制度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将改革前后创新产出的变化对债务融资规模的变化回归,这一方法在债务融资与企业创新的研究领域尚无应用。传统DID模型需寻找恰当标准划分实验组和对照组,然而分组标准难以确定。这一将各企业改革前后债务融资均值求差的方法,通过债务融资水平的变动有效衡量了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对不同企业债务融资的促进效果的不同,比DID单纯划分对照组和实验组更能反映债务融资变动的个体化差异;（2）扩大了研究样本,该主题下的研究多基于A股民营上市公司,而本文样本则没有进行产权性质的筛选;（3）本文将债务结构进行拆解,研究更深入、结论更细化;（4）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产权性质和融资约束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