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既是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关涉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自工业文明以来,由于受人类中心主义、唯发展主义、科技至上以及资本逻辑的外在宰制,生产逻辑的现实束缚和人类文化思想的影响,人类过度对自然进行掠夺、控制和“为所欲为”,从而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态环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全球性生态问题日益凸显。于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发起了绿色运动,并呼吁全球开始重视和治理环境和生态问题。从生态文化的演进来看,西方社会也出现了新的生态文化范式——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文化研究范式。在这种新的生态文化研究范式引领下,西方许多哲学家、政治家、文化旅行者、法律家、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等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生态文化理论。然而,这些独特的生态文化理论和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文化一样,都存在着难以摆脱的理论困境。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生态文化观念。这一生态文化观念的出现是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生态伦理文化严重失范,人与自然关系存在严重生态伦理困境和生命伦理困境的理论背景和当下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现实背景下,通过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对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的扬弃以及对中国共产党人生态伦理思想的借鉴基础上提出来的。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具有深厚的哲学内涵,因此,在哲学座架下对这一理念进行哲学和伦理学研究,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和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的指导价值。本课题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首先,对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生成的时代背景从全球化背景下生态伦理失范问题的成因、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生态伦理困境和生命伦理冲突以及全球化时代生态环境恶化的现状等方面给予分析。其次,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西方生态伦理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态伦理思想等方面对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来源给予系统分析。再者,从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维度对哲学座架下的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给予全新解读和深入分析。然后,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发展诉求、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应然”和“一”与“多”的辩证生态价值观方面对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生态伦理价值给予分析。最后,从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生命特征、整体关联性特征以及生态文化等方面对其生态伦理价值的实现路径给予深入分析,得出我们需要从理念革新、制度保障和文化氛围的协同发力,才能保障其生态伦理价值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