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以《科学文艺》/《奇谈》（1989年《科学文艺》杂志正式更名为《奇谈》）杂志为中心,结合具体历史语境梳理中国科幻在1980年代中后期这一长期被学界忽视的低谷时期的发展历程,考察其反映与介入社会现实的独特方式,并以此为抓手,把握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时代症候与思想潮流。1983年末,“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爆发,在“新时期”之初兴盛一时的科幻文学被视为“伪科学”和“污染源”之一,受到严厉打击,并从此陷入低谷。许多科幻刊物在失去官方的政策和财政支持后被迫关停,而《科学文艺》杂志则通过面向市场自谋生路得以幸存,并在一定程度上因祸得福,脱离了科协的直接管理,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在这一时期,《科学文艺》杂志不断探索,大胆实践,试图为中国科幻寻求新的发展路径,为中国科幻的延续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将中国科幻引向了一条新的发展轨道。面对新的困境与挑战,许多科幻界人士也对何为科幻、如何发展属于中国自己的科幻等重要问题展开了理论思考,试图重建科幻文学的合法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科幻的文类自觉逐渐形成,创作面向渐趋多元,“科幻共同体”也更加团结,为1990年代中国科幻的再次复苏打下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一个重要的转轨时代,社会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都发生着剧烈变化,贫富分化、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现代性”问题也逐渐显现。科幻作家们通过作品中对科学研究的书写、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以及对他者形象的塑造,阐释着自身在历史浪潮中的身心体验与思想彷徨。相较于“新时期”之初,这一时期的科幻作品对于“现代性”后果的反思在深度和广度上均有所拓展,并生动地表现出了人们在时代剧变下日趋强烈的焦虑感乃至价值困惑。这一时期科幻作家对于时代浪潮的感知与思考,亦体现在其对于未来、异域等“新世界”的想象之中。相较前一阶段的科幻创作,19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科幻逐渐超越了纯粹的“技术乐观主义”,开始更多地对科学技术的局限性及其潜在风险进行反思,一些作家还试图通过对“新世界”社会形态的想象性建构,参与到一系列现实社会政治议题的讨论之中。这一时期的中国科幻已难以被简单界定为“乌托邦”/“反乌托邦”,而呈现出技术与政治相勾连,希望与幻灭相交织的状态,这正构成了对“新时期”以来复杂、曲折的“现代化”进程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