俘虏是战争中的特殊群体。全面抗战时期,俘虏应受到《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的保护,但就实际情况而言,中日两国对待俘虏的态度及政策具有很大差异。相比于侵华日军奴役和虐杀俘虏,利用俘虏施行罪恶的人体实验,中国方面无论是国统区还是解放区都真正做到了尊重和优待日俘,保障俘虏的基本权利,加速了他们从“生不受囚虏之辱”走向日人反战的阵营。在当下日俘管理的研究中,对解放区以反战领导人野坂参三和日本工农学校为核心的研究已经相对成熟。国统区的日俘管理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主要侧重于国共合作背景下日本共产党人鹿地亘领导的反战同盟研究。但由于国统区的日俘收容与改造极具复杂性和分散性,所以仍需进一步理清作为国民政府日俘管理的核心部门——军政部及其主管人员在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本文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日本立命馆大学国际和平博物馆、台北“国史馆”、贵州省镇远县和平村旧址纪念馆、重庆市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等地的档案资料和多种民国报刊,通过对国民政府的日俘主管军官邹任之的研究,来探析全面抗战时期及战后初期国民政府日俘管理的整体水平及存在的问题。本文的研究对象邹任之出生于1911年,早期留学日本,精通日语,战时担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多个俘虏收容所的所长,长期主管日俘的收容与改造工作。1938年10月,因受前线战事影响,邹任之将位于湖南常德的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迁至贵州黔东南的军事重地镇远。1939年3月,他又营建了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重庆分所,选址在今重庆巴南南泉的刘家湾,并兼任分所所长。1943年5月,邹任之在今重庆巴南土桥附近扩大编制建成军政部重庆俘虏集中营,担任集中营上校主任。本文借鉴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关注邹任之与日俘之间的互动,研究“最顽固”的俘虏群体——日本俘虏行为及思想的变化过程。在邹任之管理的俘虏收容所里,尊重日俘的生活习惯,始终倡导日俘自治式的管理,注重对俘虏进行思想教育。他还定期举办文娱体育活动,为伤病的俘虏提供人道主义的医疗救治,甚至为病亡俘虏安葬立碑。不仅如此,在邹任之的支持和协助下,重庆分所的29名日俘拍摄了世界上第一部由俘虏主演的反战影片《东亚之光》。其人性化的管理模式促使部分俘虏思想觉醒并参加到日人反战运动中,还有部分俘虏撰写了《日军罪行书证明书》,用亲身经历揭露日军侵华罪行,对抗战胜利及审判日本战犯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笔者根据大量日俘资料,利用统计学的方法,对邹任之管理的军政部重庆俘虏集中营中俘虏的来源、年龄、病亡率、职业等数据进行了简要分析,更真实地还原了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日俘收容情况。此外,本文还关注国共合作期间,邹任之与政治部第三厅的反战民主人士鹿地亘等人的合与争。一方面,他们在整个战时都有密切的联系与合作,共同推动了国统区在华日人反战运动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他们对日俘的管理方式、领导权属等问题也存在分歧和矛盾,同时在国民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固有政策和国民政府内部复杂的派系斗争下,极大阻碍了国统区日俘改造的成效。抗战胜利后,投降于中国军队的大批日本俘虏和留置在中国境内的日本侨民问题日益凸显,为了更好地推动日俘日侨遣返,第三方面军在上海成立了“日侨管理处”,“战俘管理处”等机构,专门负责上海地区日俘日侨的遣返事宜。由于战时较好地完成了日俘管理工作,邹任之又在战后投入到遣返日俘日侨的工作中。1945年9月,他被汤恩伯任命为上海日侨管理处少将副处长、京沪地区战俘管理处副处长。在国民政府温和宽大的遣返原则下,邹任之等人建立了上海日侨集中区,成立日侨自治会,通过中国传统的保甲制度管理日侨。因较好较快地完成了上海日俘日侨的遣返工作,1946年6月,邹任之获得驻华美军总司令部授予的自由勋章令,后又前往东北地区督导日俘日侨遣返。本文透过以邹任之为代表的国民政府日俘主管军官,可以看到全面抗战时期及战后初期国民政府“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和具体实践,与日军对中国俘虏的残忍形成了鲜明对比,彰显出国民政府人道主义的精神品格与道德高度。但不可否认的是,邹任之在积极履行自身职责,较好完成日俘管理工作的同时,他对日俘日侨的管理也暗藏了自己的私心,从曾经花光积蓄一心从事日俘管理,到后来出现了贪污腐败等现象,亦可以从他的转变暴露出国民政府内部的一些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距今过去了70多年,“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邹任之管理的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镇远和平村已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战时俘虏收容所,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日本侵华时期两国人民和平相处的历史见证,它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史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国民政府处理日俘问题的这些经验,也对当下的中日关系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