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安全的保护一直是物权法法律实践中的一项重大课题，各国在进行物权立法、选择物权变动模式时无不以交易安全保障作为重要的考虑标准。我国目前物权变动模式之学理通说“债权形式主义”具有以下特点：其一，将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一体把握，物权合意为债权合意所吸收，并无物权行为的独立存在（即否定分离原则），作为公示手段的交付或者登记是一种事实行为。其二，既然没有独立的物权行为的存在，物权变动的效力当然受到其原因行为——债权行为的影响，所以也就无从承认物权行为的抽象性（即否定抽象原则）。以对“债权形式主义”的反思为起点，文章展开三部分论述。第一部分，“债权形式主义”对交易安全保护的欠缺。其一，从理论上来讲，债权行为吸收物权行为并无不可，但是这样求方便的作法必然会带来一个逻辑上的后果：在“债权形式主义”立法例下，债权行为吸纳了物权行为，买卖合同变成了一个既能发生债权效果，又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混合性质的法律行为，原本物权行为所要求的生效要件,如当事人具有处分权、标的物成就（即标的物已经存在并且特定化）、完成公示手段等，也被债权行为所吸收，改由债权行为来承担。因此，原本物权行为效力上的瑕疵（如处分人不具有处分权），可能转而会影响债权行为的效力，这在立法上易生龃龉，我国《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即为适例。在债权形式主义模式下，学界通说及最有力说当属效力待定说无疑，而效力待定说不利于对买受人的保护，也影响了一些正常交易的发展。而在债权形式主义的框架下，将无权处分合同证成为有效合同是一件十分费力的事情。因为有效说会违背“债权形式主义”的逻辑，它很难解释这样一个问题：在买受人不构成善意取得的情形下，一个有效的债权合同（无权处分合同）再加上一个作为事实行为的交付，却不能发生所有权移转的效果。其二，既然不存在独立的物权行为，也就无从承认物权行为的抽象性，物权变动的效果受债权行为效力的影响，如果债权行为因存在瑕疵而无效，即便当事人完成了公示手段，也不发生物权变动之效果，相对人也不能根据公示手段的公示公信力顺利取得物权。于是，公示手段的公示公信力受到了削弱，从而给第三人依公示公信原则顺利取得物权埋下了隐患。当事人在进行交易时往往还要对前手交易的效力进行检查，也妨碍了交易的效率。第二部分，对大陆法系四种物权变动模式对交易安全保障效应的考察。大陆法系的物权变动模式可以分为四种：意思主义、意思主义下的折中主义、形式主义下的折中主义以及物权形式主义。观诸大陆法系成熟之立法例，前三种物权变动模式没有采取物权行为抽象原则，不能为公示公信提供有力的支撑，对交易安全保护存有欠缺，不应成为我国物权变动模式的一般选择。而另一成熟立法例——物权行为理论统摄下的德国物权形式主义模式却可资借鉴。物权行为理论可概括为两个原则：第一，分离原则。指物权的变动和债权的变动作为两个法律事实处理的原则；第二，抽象原则，指物权变动不受其原因行为效力制约的原则。物权行为理论维护了民法体系的清晰与明确，并在实践中具有保护交易安全的作用，值得我国立法采纳。第三部分，结合物权行为理论对我国交易安全保护理论的完善进行探讨。分离原则有助于构建清晰的法律体系，为裁判者提供一种明确有效的方法。分离原则的主要价值在于更好地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使当事人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产生不同的权利，发生不同的法律关系，在其涵射效果中也对交易安全起着保护作用，分离原则使债权行为不受物权行为效力瑕疵（如在无权处分的情况下）的影响，当事人可以迅速订立契约，实施债权行为，从而实现鼓励交易的目的。在无权处分中，依据分离原则，可以顺畅地得出债权合同有效的结论，从而为法释[2012]8号第3条无权处分合同有效的规定提供坚实的学理基础。而在债权行为出现瑕疵的情形下，抽象原则切断了债权行为（原因行为）瑕疵对物权行为的影响。较之不采抽象性的立法例而言，抽象性原则更好地保护了买受人，尤其是第三人的利益。抽象原则并不会产生不公正的结果。交易中第三人是社会经济秩序的化身，故而抽象性原则更注重对第三人的保护。抽象原则所保护的“恶意第三人”（即明知或者因重大过失而不知前手交易瑕疵的第三人），除非其有恶意串通行为，并不应当被认定为恶意，因为此种第三人在交易中存在应当受法律保护的信赖，主观上并不具有可非难性。同时，在抽象原则的立法例下，也给予出卖人以充分的照顾。出卖人在事前可以通过异议抗辩登记、法院申请限制处分令来保护自己，在事后也可以通过不当得利制度而获得补偿。抽象原则平衡了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实现了更高层次的公正。善意取得制度不能代替抽象原则。抽象原则是公示公信原则、善意取得制度牢固的支撑。善意取得与抽象原则在对交易安全的保护上各有其侧重，并且抽象原则使用的范围更为广泛。因此，我国法在采取分离原则的基础上也应一并采取抽象原则，使公示公信原则、善意取得制度、抽象原则一起构成保护交易安全的三重保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