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对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影响愈加深入。在全球数字化经济浪潮的影响下,国内对数字经济也愈加重视:2019年,浙江、福建等多个省设立了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强调了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性。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对我国城市劳动力和就业集聚产生影响。本文以全国258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从全国城市层面来探究我国城市就业密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同时结合城市经济发展等相关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检验模型等分析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对城市就业密度的影响机制。研究得出:我国数字经济对城市就业密度空间的影响主要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一种是数字经济能够直接作用于城市就业密度,另外一种是通过人力资本效应、产业集聚效应等作用于城市就业密度。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从纵向来看,我国城市就业密度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同步上升趋势;从横向来看,城市就业密度和数字经济发展具有空间异质性特点:上海、深圳、北京等城市就业密度较高,且由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地区逐渐降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形态与城市就业密度空间分布相似,呈“东高西低”形态分布。（2）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得出:①整体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就业密度有正向的影响,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愈高的城市,其城市就业密度愈高。②行业层面:数字经济对城市就业密度的影响因行业分布而异,对第三产业的影响高于第二产业,对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等行业的就业密度均有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有所差异。③城市层面:城市就业集聚水平越高的城市,其就业密度受数字经济影响越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Ⅰ类城市影响系数最高,Ⅱ类城市次之,Ⅲ类城市影响最低。（3）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得出:数字经济与城市就业密度之间存在“中介效应”和“遮掩效应”两种不同的作用机制。人口集聚水平、劳动力质量、综合产业集聚和第三产业集聚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而第二产业集聚为遮掩效应。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对城市就业密度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