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全球知识爆炸、国际技术竞争加剧、国内经济步入新常态的时代,建设创新型国家既是顺应世界发展趋势而为,也是对我国经济布局和结构进行的全局性、宏观性和前瞻性调整。城市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承担着区域创新建设和辐射带动的关键任务,2008年,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开始实施国家级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挑选一批试点城市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以制度创新带动技术创新,已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文献梳理表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但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本文从试点政策的发起方（政府）和服务方（社会创新主体）之间的联系和制约关系出发,对该试点政策的内部架构进行分解。在此基础上,将创新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相结合,对试点政策的激励作用和协调作用进行了理论分析,并运用博弈论相关知识,构建了涵盖政府和微观创新主体的博弈模型,证明中央遴选国家级创新型城市能够降低创新成本、提高创新主体可获得的优惠、增强各主体之间的信任程度,推进政府与微观主体的协调配合。鉴于该试点政策是逐年分阶段实施的,故本文主要选取了多时点DID的计量方法,对全国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首先建立基准模型得到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总体驱动效果,其次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改善样本自选择问题,并进行反事实检验以提高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在此基础上,本文根据地理位置和城市等级对样本分组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政策对创新水平的提升效果在东部城市和普通城市最明显。进一步地,本文借助中介效应模型分析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作用路径,认为政府的科教财政支出、针对企业研发的优惠政策以及综合统筹政策显著提高了创新要素的集聚程度。其次,本文利用调节效应模型进一步探究城市资源禀赋对试点政策的影响,认为创新要素的数量提升可以反作用于试点政策,增强其影响力。最后本文在模型中引入了要素变量的平方项,发现实验组城市创新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得到了明显优化,创新政策与创新要素在试点城市内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对城市的经济转型和创新政策的推进进行了未来展望,建议将创新城市建设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进行有机结合,明确城市定位,以体制创新引导科技创新,突破“创新链”各环节间的制度障碍,促进创新要素充分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