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投企业作为地方政府提供城市公共物品的有力工具,在支持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居民生活水平、促进区域经济平稳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曾以地方政府融资工具为定位的城投企业,尽管其独立经营能力较弱,但由于政府兜底即隐性担保的存在,使得城投企业融资成本与其经营实力相脱节,由此给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埋下危机。随着地方隐性债务防范化解紧迫性的提升和城投企业政府融资功能的剥离,城投企业进入了市场化转型时期。而作为使用社会资本的直接融资方式,发行城投债券既能减少资金成本,缓解城投企业存量债偿还压力,又能提高企业的市场化程度,改善企业资本结构,因此,提高债券融资占比也是城投企业实现转型的重要途径之一。中央以及地方相继发文要求相关部门抓紧推动城投企业转型,实现市场化融资,扩大债券融资占比。而国资委不仅作为城投企业的主要实际控制人之一,更是肩负着指导城投企业转型升级的重任。在此背景下,本文从实际控制人角度,探讨了国资委控股与非国资委控股城投企业是否在债券融资成本上所有差异,以及国资委控股对城投企业债券融资成本影响的具体路径。本文的主要结论有:（1）国资委控股下的城投企业相较于非国资委控股下城投企业在债券融资成本上有显著的优势。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国资委控股下的城投企业与非国资委控股下的城投企业在受政府补助与政府支持等方面并无政策安排上的差异,基于这个事实,国资委控股可能能够作为一个积极信号,提高市场潜在投资者对国资委控股下城投企业债券偿还预期,市场可能倾向于预期国资委控股下的城投企业将更加积极的寻求转型路径,有着更好的未来发展前景。（2）城投企业转型能够向市场释放出两类信号,一类信号是隐性担保预期下降,二类信号是城投企业经营状况改善,前者将提高城投债发行成本为消极信号,后者将降低城投债发行成本为积极信号。基于上述结论,当国资委以间接控股模式控股城投企业并降低股权集中度时,即当事实符合市场潜在投资者预期时,市场愿意对城投企业的转型努力回以积极反馈,愿意维持原有预期甚至加强预期,给予更低的债券融资成本,也就是对于国资委控股下的城投企业,其转型努力向市场释放的积极信号效应大于消极信号效应。（3）城投企业股权集中度作为隐性担保信号,无论是在直接控股还是间接控股模式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城投企业的债券融资成本越低。这也就意味着,市场潜在投资者对城投企业转型,尤其是在降国有股权和推进股权多元化方面的努力认可度并不高。对于城投企业,市场更看重的是由政府部门高度持股所带来的政府法定承担责任。（4）当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或者说市场潜在投资者对债券偿还风险预期越高时,“国资委控股”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越强。随着实际控制人行政级别的降低,国资委控股对城投企业债券融资成本积极影响更加明显,而当实际控股人的行政级别为省级时,市场并不关心实际控制人是否为国资委。在当债券有担保时,市场潜在投资者将降低“国资委控股”在预期中的重要程度,而当债券无担保时,“国资委控制”将作为影响债券风险预期的重要因素。基于上述结论,并结合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建立“大国资”监管格局,统一并规范出资人职责,避免分散管理和多头管理带来的城投监管盲区和缺位,稳固市场信心;（2）建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实现国资委多层级间接控股,即发挥去行政化效应对企业治理结构的改善作用,又进一步降低企业的债券融资成本;（3）打好政策组合拳,将扩大国资委控股、推广间接控股与降国有股权相结合,实现产权转型与融资转型的良性互动;（4）提高城投企业转型升级透明度,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市场信心,平滑隐性担保预期下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