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出世思想所关乎的是佛教哲学的原点问题——如何获得了生脱死的解脱与超越,这是学人研究佛教思想需关键把握的命题。在印度佛教的早期,受印度文化影响,小乘佛教思想以追求个人解脱为目的。这便形成了一种二元的层级区分。然而所有解脱主义哲学都需要对世俗世界存在的价值意义做出回应,以调和超越与世俗的二元割裂。显然,需要一种理论,来解决这种二元区分。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二时佛法的“中观”以逻辑破除逻辑之执障,所延伸出了“缘起性空”之说,三时佛法“唯识”在不断的“中国化”中所重构的“心性本体”,以及大乘如来藏教与儒家“德性”真理观的一致性,种种理论便应运而生。它们调和了这种“分别”之见,使得出世的无住之涅槃于入世中一样可以展开,使大乘佛学中的菩萨行、居士修行得以在理论上寻得依据,与儒家入世伦理的现实需要达成和解,使得出离世间的价值判断需依世间方得成立,也就达到了一种“圆通”的境界。本论文由以上这些佛教哲学原理的论证形式,来揭示敦煌绘塑背后的哲学理念。我们可以讲,敦煌石窟作为佛教哲学的另一种特殊形态可以从中列举出大量的经典例证。从南北朝时期的石窟禅观、因缘本身故事画、舍身题材壁画,到隋唐五代时期维摩经变、法华经变以及独具特色的涅槃经变,在到归义军时期政治窟的“德性”特征,我们可以从中把握佛教中国化的思想特质。中观以逻辑破除逻辑的悖谬,这就为佛教理论的自洽性创造了可能性。如敦煌涅槃佛绘塑所表现的“既非生死亦非涅槃的”的形象,便是体现这种中观哲学。那再进一步,佛教若想真正的中国化,与儒家思想的融合便是必须的。从维摩诘经变可以看出,维摩诘以善于哲学思辨、言传身教的儒家士大夫形象为蓝本,以出世入世不二的中观哲学为宗旨,在儒家伦理主导的中国社会便找到了多重身份的结合。而法华经变中观音等菩萨形象更是以中国人理解的救世形象出现,同时具有了神性的观照和人性的亲和。因此,就不得不引出儒家典籍中的“德性”概念。以儒家为宗的敦煌社会,由个人“德性”扩展到家国天下,这种家国情怀是儒家修齐治平理念的外显。正是如此,当河西政权孤悬一隅,天地妖荒,王路否塞之时,佛教现实苦难的终极解答、对世间以及出世间的神性庇佑就显得尤为重要。儒家需要佛家来承担历史王道政治的无常,而佛家也需要儒家为其定义世俗世界的价值意义——更高层面的出世应是对苦难世界的承负。本文以佛教哲学为线索和框架,从敦煌“入”从敦煌“出”,最后作为结论,将阐述佛教出世入世思想与儒家“德性”相调和的哲学内涵整体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