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为现代股份制公司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引发了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代理冲突(Jensen and Meckling, 1976)。根据委托代理理论,“管理者自利行为”是指管理者可能采取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而获取私有收益的行为,例如:利用职权增加在职消费(Burrough and Helyar, 1990);为掌握更多资源或获得更高薪酬而过度投资(Jensen, 1986);为保住自身职位不被他人取代而进行特殊投资(Shleifer and Vishny, 1989);当公司面临被收购威胁时,更多考虑自身利益的保障程度(Hartzell et al., 2004)等等。目前,如何有效防范和约束管理者的自利行为已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公司治理、产权制度以及资本市场改革等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尽管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优化股权结构等措施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但是现有研究表明,作为一种影响组织行为和组织产出的能力,企业内部的权力结构状况也会对企业的治理安排、财务决策等具体公司行为产生重要作用,并日益成为公司财务学的新兴研究领域。而基于中国的现实背景,自20世纪90年代初国有企业实施放权让利改革以来,整个国企改革历程实质上即是高管控制权不断形成和提升的过程,金字塔股权层级的延伸和政府推行的“一把手”负责制使得权力被高度集中到企业高管手中。因此,在“行政干预下的经营者控制型”为主要特征的国有企业治理架构背景下,以国企高管层为切入点研究高管控制权特征对薪酬契约、职位变更、资本配置以及信息披露等公司决策的自利性影响已凸显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来说,本文的研究可以分为如下九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缘起、研究的理论及现实意义、研究内容与逻辑框架、研究方法、研究的特色与创新以及对相关概念的界定。第二章为理论回顾及文献综述。本章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对作为本文逻辑基础的高管控制权与控制权收益理论进行了介绍;接着,基于公司治理和高管的自利动机视角,分别从薪酬契约、职位变更、资本配置以及会计信息等四个方面评述相关研究文献。第三章为制度背景分析。本章首先探讨了国有企业改革路径与治理结构的历史演变;然后,从“内部人控制”问题出发,探讨了国企高管控制权强化的治理现状以及权力寻租动机衍生高管自利行为的逻辑机理,为后续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相应的制度铺垫。第四章为高管控制权与薪酬契约的实证分析。以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的实证发现:(1)国企高管的控制权越强,不但能够获得更高的薪酬水平,还攫取了更多的超额薪酬,并且拉大了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2)虽然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整体上存在不对称的特征,但那些拥有较强控制权的同时又建立了政治联系的高管可能出于政治动机的考虑降低了薪酬粘性;(3)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政府控制层级的提升和制度环境的改善能够抑制国企高管攫取超额薪酬,但并不能有效约束薪酬差距的扩大。第五章为高管控制权与职位变更的实证分析。在上一章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本章的实证发现:(1)总体而言,公司业绩下降和发生亏损与高管的被迫离职显著相关,而高管控制权的增强会降低高管变更概率与低劣业绩之间的敏感性;(2)发生了高管变更的公司其未来业绩有明显的提高,但这一促进效应仅在控制权相对较弱的高管被迫离职后出现,而控制权较强的高管被变更后公司业绩并没有得到改进;(3)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政府控制层级的提升和制度环境的改善能够弱化高管控制权对公司治理效率的负面影响。第六章为高管控制权与企业资本配置行为的实证研究。基于“高管控制权与自利动机——资本扩张行为——企业风险形成”这一理论框架,本章的实证发现:(1)高管控制权和企业的投资扩张及多元化扩张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当企业拥有充裕的现金流时上述正相关程度会得到加强;(3)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进一步研究显示,控制权较强的国企高管所进行的投资扩张战略可能并不会对企业的财务风险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相比之下,此类高管所实施的多元化扩张战略则会显著的加大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第七章为高管控制权与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实证研究。透明度是集众多信息内容及信息特征于一体的综合化概念,而为了掩饰控制权私利攫取行为,高管有动机通过会计选择行为来操纵公司的真实业绩信息。本章的实证分析发现:(1)高管控制权的增强会降低公司会计信息的透明度;(2)高质量的外部审计能够提高公司的会计信息透明度;(3)高管控制权的增强弱化了外部审计对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的正面影响。第八章为政策建议。本章基于以上各部分的研究结论,针对地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治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第九章为研究总结和对后续研究的展望。在这一部分中,总结了以上各章的研究结论,并对论文研究的局限性和下一步研究方向提出了作者的一些思考。本文的研究特色和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本文结合现实制度背景研究了高管控制权对薪酬契约和职位变更的操纵效应,证实国企高管的确通过控制权的运用扭曲了激励机制并实施了利益攫取,而政府控制层级的提升和制度环境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国企高管的上述权力寻租行为。研究结果不仅是对Bebchuk et al.(2002)等学者提出的“高管权力论”(Managerial power theory)在激励契约层面进行的重要补充,也为当前有关国企薪酬激励和选聘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提供了政策启示。②本文研究了国企高管的权力特征对公司资本扩张决策的影响机理,并探讨了权力驱动下资本扩张的风险传导效应,是在“动机——行为——后果”的一体化研究架构下为国企高管的自利行为研究贡献了新的视角和证据,不仅是对“高管权力论”在企业财务决策层面进行的有益拓展,而且为当前有关国企重大决策和绩效评价机制改革的政策导向提供了经验佐证。③本文通过研究国企高管的权力特征对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以及外部审计的作用机制,证实国企高管控制权在信息披露决策中发挥了显著的负面效应,并且能够对独立审计的治理功效形成牵掣和干扰。上述研究工作不仅是在企业会计信息披露层面对“高管权力论”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和拓展,而且为当前有关国企信息披露监管的政策导向提供了更为细致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