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2月27日，以一辆火车在印度古吉拉特邦被袭为导火线，发生了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由于印度中央政府对暴乱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从而错过了最佳的平息骚乱的时间。暴乱的迅速蔓延，使得姗姗来迟的军警们防不胜防。政治派别的分歧分散了政府的精力，政府调停的努力在政客的激活下变得烟消云散、冲突再起，善后处理的失误更是显出印度政府的偏见和不足，为冲突的再次爆发埋下了隐患。就此，本文认为，印度政府对此场冲突的处理是失当的。 由于政府机构之间和政府与媒体之间协调的缺失，使信息在获得、传递和传达方面的失败，导致了政府对冲突的估计不足和反应过迟。而政党政治的牵制、教派政治的弊端和选举制度的不足则使印度政府对冲突的反应更是迟缓，使冲突一再升级。法制系统的缺陷则主要说明了对冲突的事后处理的不公正，为以后的印穆关系埋下了隐患。总之，政府政客们主观上的疏忽，加上印度政治客观上的牵制，最终导致了印度政府处理此场冲突的失当。 1998年上台的以瓦杰帕伊为首的印度人民党政府比往届政府表现出一种更加强烈的民族主义愿望，而此场冲突造成了政府形象下降、政府执政能力受损、政府发展经济的困难加大等不良影响。因此，本文认为印度政府对2002年的这场印穆冲突的处理的失当使印度的实力受损。 本文认为印度政府在处理印穆冲突上的有利因素除了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功效、有保障的世俗主义思想、渐趋成熟的印度人民外，还有印度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社会的配合、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流等。认为印度政府只有依靠人民的智慧，在实现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大力进行反对教派主义的世俗主义思想教育，并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合理政策进行深入的调整，才能逐渐取得印穆关系不断和谐、整个社会持续融洽的良好局面。综合本文的分析，笔者认为印度政府处理印穆冲突的前景是令人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