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诗学产生于中国古典传统、西方现代文化两大显性因素和缺位的“五四”以来新文学传统这一隐性因素所形成的张力场。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余光中诗学体系以“现代诗”范畴为核心。从特定的时空而言，这一概念指50年代以来以蓝星、现代、创世纪三大诗社为核心的台湾诗歌创作，是“五四”白话诗阶段之后中国诗歌发展的新阶段。余光中对“现代诗”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其重心在其中“纵而言之”的“中国古典文学”因素和“横而言之”的“外国的文学”因素，从而使它由一个单纯的特指的文学概念发展而成一个内涵丰富的诗学范畴。它的诗语是以白话文为主干，而以适当的欧化和文言句法为调剂的新的富有弹性的语言；它的意象是丰富的、立体的、四度空间的，植根于现代社会中，运用了多种现代创造手法；它的表达熔知识与想象于一炉，形成具体与抽象交错，时间与空间对换，五官感觉的重叠，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同时现代诗反对意义的虚无，追求普遍人性和永恒的价值；追求透明而又深邃、整体而又富有可沟通之具象性的明朗风格；它强调知性对创作的介入，强调作品本身应具有知性成分，反对感情、欲望、潜意识对知性的淹没。 由“现代诗”范畴，余光中引出了其中所包含的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他既反对墨守传统的“孝子”式道路，也反对全盘西化的“浪子”式道路，而主张于“浪子”“孝子”之外另辟“归乡的游子”的根本诗学道路。他重视学习西方，在浪子与孝子间宁做浪子；他更加注重结合中国传统与台湾现代诗创作的实际，在“古今”意识之外又加入了对中国文学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东西意识”，反对全盘西化。他要求中国的文学要更好面对自己的“暂时”和当下，将西方现代文学中包含的现代精神意蕴、现代表现手法和自己的固有传统协调地配合在一起，形成中国文学自己的“健康的精神”，也就是既有发展又有继承的新的传统。这传统是活的，是连续而来，不断成长的生命，不是死的教条。这也就是余光中自己所说的“中国诗的现代化”与“现代诗的中国化”的结合，是出走和回归的结合，是“归乡的游子”。 “归乡的游子”的诗学道路也就是新古典主义诗学的道路。在余光中的诗学中，“新古典”绝不是“新”和“古典”这两类因素的简单相加。因为和“古典”，和传统结合在一起，“新古典”中的“新”、现代就和全盘西化、全盘反传统之“新”，之现代不同；同样，因为和“新”和现代结合在一起，“新古典”中的“古典”、传统也就和复古文学潮流之“古典”，之传统不同。在这种结合中，传统与现代呈现出互动关系，在彼此的对话中体现出一种永恒精神。 诗语和诗体是余光中诗学着力最多的两个具体方面。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将一首诗分成语言、体式、意象、意蕴这样四个层面。余光中以语言和体式为自己诗学建构的重点，说明他非常重视现代诗在求新求变的现代开放态势中如何逐步规范自身。他曾多次批评那些反传统的浪子式的现代派只有摧毁，没有建构。他将自己的关注点集中于诗歌中负载意象和意蕴的相对稳定的“物质”圆博士学位论文DOCTORALD!SSERI’A1，ION层，体现出他对现代诗长远健康发展的良苦用心。后来者在进入现代诗的创作锁域时，也可以从中得到应具备的基本手法和技巧，树立正确的创作观念，少走弯路。余光中在论及诗语和诗体时，旁征博引，纵横古今中外，出入诗歌和散文等其它文类，以大量具体生动的实例.在比较中完成了对现代诗诗语和诗体的理解和把握。 对于现代诗，通常有这样的误解，认为它在语言和形式上不同于规范严格的占典诗，可以随心所欲。而它最“出彩”的地方就在其扑朔迷离、难以把捉的意象和神秘幽隐、先锋前卫的感悟。但是须知对于一首诗而言，语言和体式是基石，抛弃语言体式而求意象感悟，无异于建造空中楼阁。现代诗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极端化的“实验”都是源于这样的误解，将基石视为束缚。余光中曾以水和舟的关系来比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水对于舟是某种束缚，但是没有它，舟也无法自由地航行。他在诗语和诗体上的基本思想就是于现代口语、文言和欧化这三种诗歌的语言体式来源中，以现代口语为主，创造性地化用文言和欧化，形成现代诗富有张力、弹性和活力的诗语诗体规则。 余光巾新古典主义诗学体系不仅包括文学研究，亦牵涉其他艺一术门类，打通诗、画、乐，触类旁通，挥洒实现着他整体普泛的艺术精神。他不是画家，不是音乐家，故谈画谈乐当然有别于‘;业内人十”对一绘画一与音乐内部规律范畴的深入剖析阐释，但亦有别丁诗人作诗论诗之外作为一般欣赏者的“玩票”。他寻找绘画、音乐、诗歌之问的内在联系和共同规律，以分析音乐绘画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为核心，与他的诗论和创作形成相互启发、相互印证的密切关系。 现代义学理论一般都将文学文木视为由不同层面形成的立体架构，如语言层、形象层、意义层等。如果我们将余光中诗学也看作有着不同层次的立体架构，那么可以从中概括出三个大致的层次:一是由其诗学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形成的文化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