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传媒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组织生产、操作方式、文本效果产生了重大影响，与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运动、文学思潮息息相关，从各种刊物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各种文学力量思潮和流派的消长，也可以触摸住文学思潮发展的脉搏。《新潮》杂志是《新青年》的同盟军，充满朝气的文化批评和丰富多样的文学尝试使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本文试图以文化批评为入手，运用知识考古学的理论方法，结合丰富的文学史料，以《新潮》的文本实践和《新潮》同人的文化实践为考察对象，探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与发展，还原现代文学诞生期的真实样态。全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主要考察《新潮》诞生的思想语境与文化背景，及其刊物主旨与编辑方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内部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演进，外部原因则是近现代的留学背景，两相结合，终于造就了五四时代“全盘性反传统”运动，把近现代中国的文化转型推向顶峰。在《新潮》诞生的过程中，《新青年》群体与《新潮》同人的“文化接力”是一个关键因素，《新潮》同人之间则体现出旨趣的趋同。因为旨趣趋同，《新潮》把它的刊物主旨确定为“文化优先”。而其“读者优先”的编辑方针，则又体现出文化传播的某种现代性。　　第二章主要探讨《新潮》的文化思想研究。“破坏”与“建设”是《新潮》文化思想批评的两个维度，“破坏”指向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建设”则指向西方文化。《新潮》“破坏旧传统”的目的是为了改造国民性，对象则指向了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伦理道德，所采用的方法则是当时盛行的“整理国故”。《新潮》所谓的“建设新文化”更像是一个虚拟的美好愿景，其策略是援西入中，借鉴西方的现代科学、教育等重塑一个全新的文化形态，主要的方法则是翻译引入。　　第三章主要论述《新潮》同人对文学观念及其本质所作出的理论探讨。“人的文学”不是凭空而生的，它根源于近现代以来“人”的觉醒。就《新潮》同人而言，他们对“人”与“个性”的真切体悟，才使他们最终获得一个行之有效的出路：自己解放自己。“人的文学”始倡于周作人，《新潮》同人虽然赞同，也并非完全的亦步亦趋，有着自己的感受与坚持。傅斯年、罗家伦从文学史的角度对“人的文学”进行了实践性拓展，可谓现代文学史观的先行者。《新潮》同人知识层面的交往行为，也为郭绍虞今后的文学批评史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四章从三个层面考察《新潮》的文学语言观。胡适是现代文学史上“有意”提出白话文学，将之命名为“国语的文学”，并不遗余力加以推行的第一人。《新潮》同人对白话文学均持肯定态度，其中最有创见的当属傅斯年，他的一些论点对胡适的“国语的文学”观念形成了很好的补充。在宣传“国语的文学”这一观点时，《新潮》同人也与一些反对者进行了论争，他们最主要的对手是林纾与《学衡》杂志。林纾与《学衡》虽然论争失利，却对现代汉语的健康成长作出了一定贡献。此一时期，白话文学的最大成果当属新诗这一体裁，其语言的雅洁、体式的解放、类型的多元正是白话文学迈向成熟的标志。　　第五章主要就《新潮》的文学创作展开论述。《新潮》是现代文学诞生期最重要的阵地之一，其小说、戏剧、散文等皆有创见。《新潮》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实践了“为人生而艺术”的创作观念，短篇小说创作中的“横截面”理论也得到了尝试，并以其丰富多样的艺术样式开创了现代小说创作的新潮流。《新潮》在戏剧方面的最大成就是翻译了多部世界名剧，为现代新文学提供了很好的借镜。《新潮》的散文题材多元，在实际上拓展了传统散文观念，其杂文、游记、传记等均有可取之处。　　第六章《新潮》与时代人物关系聚焦，以鲁迅为例展开论述。鲁迅与新潮社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团体的两个代表。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发现，他们曾经一起为新文学“呐喊”，也曾共同“彷徨”于时代低潮。在“呐喊”与“彷徨”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现代文学运作方式的演变。鲁迅在《新潮》上刊发的《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是尼采哲学的精华，其“超人”哲学更在中国生根发芽，孕育出“狂人”和“疯子”这样的文化载体。小说《明天》在《新潮》上发表虽然不一定是有意，却无意地将寄托传达：文化批评还在路上，未来仍然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