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地区(今我国云南、广西一带及越南)与中央王朝在历史上的互动最早可追溯至西周时期。随着秦汉确立对安南地区的行政范围界定,及至唐代以前,历代中央王朝对安南地区进行了经略与开发,当地与中原在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军事等各层面的交流日趋深入。在唐代,以安南都护府的设立为起始,中央将安南地区纳入到以正州为主的、统一的政治管理体系下,中央由此得以建立对安南地区更为直接有效的管控。受到地缘与民族分布的影响,安南地区的部族、士族、军事割据等势力曾在东汉至南北朝时期出现多次离叛的状况。中央以通过调整安南地区的行政设置为手段,遏制地方长官所辖规模,进而避免起事动荡造成大规模的影响,并由此出现两次重要的政区分割举措,分别为东汉时期确立交州分界,及东吴分治交、广二州。交、广分治后,安南地区所处的大致行政范围构成后世的统治基础。历代中央对安南地区的经略,均立足于其地缘特点:既为西南交通的关键要道,同时受山地崎岖的地势因素影响,以及交通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地理上也呈现较为孤立、难以直达的特征。当地由此成为躲避战乱的中原人士的目的地之一,大量北方汉族士人的迁入,令安南地区进一步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构成地方群体自我认同的根本。安南地区与中原在文化上的交融与地缘上的区隔形成内化的矛盾,令当地同时出现对中央的归属向心力,与立足现实安定需要、寻求偏安一隅的两种认识。为稳固历代对安南地区的经略基础,唐代中央通过制度、军事等领域的具体施政首段,不断强化对当地的控制,改交州为安南都护府即为密切落实中央对西南边陲的有效管控。但是在客观的地理制约、主观的自我认知、边防整体性政策等因素影响下,中央对安南都护府的经略始终未能以强有力的手段深入实施,这一情况亦决定了中央对当地的政策基调,即在治理上以笼络、镇抚地方部族为主要举措,军事上的镇压管控作为应变之策,施政的深入程度受其时其地部族的稳定性所决定。被动的经略理念贯彻在中央对安南都护府的经略过程的始终,继而对地方稳定产生负面影响。伴随吐蕃—南诏二者实力的发展,其对于中原王朝稳定统治的威胁也在不断上升。玄宗时期,中央愈发重视安南都护府之于剑南、岭南两道边防的拱卫作用,但是与此同时,唐立国以来的政权稳定性为安史之乱的动荡而打破,而中央对安南都护府的政策构想也由此中断。此后,唐代中央政府的力量从根本上被削弱,执政者更为依赖地方军事部曲等势力的支撑。而在外部因素作用中,中唐以来吐蕃—唐之间的冲突与摩擦成为边防最为严峻的威胁,南诏成为唐廷所面临的主要边防问题。为有效应对南诏的反复寇犯,中央选任安南官员时更注重其军事能力,进一步导致安南都护府的实际主导权从中央逐渐转向地方军事节度,在客观上削弱了中央对安南的管控能力。同时,因安南地区出现反复的离叛动荡,中央在施政举措上延续对部族的笼络,并在经济层面正式将安南都护府纳入赋税体系。唐廷意图以军事控制为主要措施,强化对安南都护府的经略,但中晚唐以来大规模的军乱动摇了其对安南地区的施政根基。晚唐时期南诏对唐西南地区的两度寇犯中断了中央与安南都护府间的往来沟通,致使民生安定屡遭严重破坏,加之中央处于宦官干政、党争混乱之中,中央力量进一步被削弱,地方愈发趋向依附稳定而有力的割据统治,回归到安南地区寻求独立经略的政治传统之中。终唐一朝,中央在安南都护府的种种经略举措,最终未能阻止中央与当地的脱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