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汉诗是日本人用汉文创作的诗歌。日本汉诗文是日本古代文学的一种重要形式和组成部分,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中国诗歌及诗学都给日本以深刻影响。尤其从遣唐使开始随着两国文化交流的加强,在日本掀起了学习中国诗歌的高潮。奈良朝出现了日本第一部汉诗总集《怀风藻》,平安朝初期又出现了“敕撰三集”。所谓“敕撰三集”是指奉天皇敕命而编纂的三部汉诗总集的合称,它们分别是《凌云集》、《文华秀丽集》和《经国集》。中日两国文学界一直都很关注日本汉诗与中国诗歌的渊源关系,并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综观目前日中古代汉诗比较研究情况,关于《怀风藻》的研究已经不少了,但是对三大敕撰汉诗集的研究却还不多。在诗歌原文的注释书方面,有日本学者小岛宪之着的《文华秀丽集、懐风藻、本朝文粋》、《国内暗黒时代的文学》等书。小岛宪之不仅对诗集作了详尽的注释,而且侧重从出典的角度探求奈良、平安时代的诗人对中国诗语、诗句、典故、意象等的借鉴吸收和“和习”问题。目前就“敕撰三集”的宏观方面的研究来说,中日学者包括日本的小岛宪之、国内的肖瑞峰、王晓平、高文汉等人多将目光集中在了对诗集的诗形、诗体、诗风、诗艺等方面的整体考察上。而目前对微观方面的局部门类如游览、艳情、饯别等的研究可谓少之又少。拿对山水诗和山水文化的研究来说,在中国历来是一大热点,不仅相关单篇论文难以计数,而且出现了几部篇幅不小的专门著作。中国古代山水诗孕育于先秦两汉,形成于魏晋,至唐朝时达到第一个艺术高峰,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最为丰富的部分。唐时,随着文人旅游活动的盛行,游观交友已成为一种时尚。科举制的实行更加助长了漫游之风,而漫游之风进一步推动山水诗的兴旺和繁荣。山水诗人如群星闪烁,高山巍峨,而且山水诗的质量和数量也是空前的,可以说唐代达到了山水诗,特别是游览山水诗的巅峰时刻。与此同时,日本也有自己本民族的山水文学,从上代开始便与中国的山水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受到中国唐代山水诗、特别是游览山水诗发展的影响,“敕撰三集”中出现了数十首游览诗。但是国内对“敕撰三集”游览诗的研究,就本人见闻所及,似还不多。更不用说是对中国古代游览山水诗歌的比较研究了。如果说《怀风藻》的游览诗主要以模仿六朝及六朝以前的山水诗为主流的话,那么“敕撰三集”的游览诗则已为模仿唐代山水诗、特别是游览山水诗的趋势所代替。从“敕撰三集”游览诗中处处能见到唐代山水诗的影子。本文旨在对“敕撰三集”中的游览诗和中国唐代山水诗、特别是游览山水诗进行比较研究。特别运用“影响研究”的文学研究方法,找出唐代山水诗、特别是游览山水诗对“敕撰三集”游览诗的影响,并竭力从炼字技巧、用典技巧等方面考察其对唐代山水诗歌的受容和“和习”之处。更为重要的是找出两者差异的地方,希望能对进一步研究中日古典诗歌文学的交流关系有所帮助。本文将分四章来进行系统论述。第一章是对日本古代汉诗集的概论。第一节介绍了日本古代汉文学的概貌;第二节重点介绍日本古代即平安时代的“敕撰三集”,包括其命名、性质、内容等等。“敕撰三集”的编纂,反映了平安时代汉文化的隆盛。这些诗集,再现着唐初宫廷文学的流风余韵。9世纪前半叶也即平安朝初期,日本迎来汉文学创作昌盛的机运。在这种举国吸收唐文化的大背景下,嵯峨天皇敕令编纂了《凌云集》(814)、《文华秀丽集》(818)、淳和天皇敕令编纂了《经国集》(827),后人习惯上把它们合称为“敕撰三集”。三部诗集共24卷,收录自奈良朝以来以来120年间的代表性作品,绝大部分是平安初期诗人、作家的名篇。其中以七言诗为主,并有赋、序、对策、乐府等,内容多属宫廷应对之作,但明显扩大了题材范围,代表作家除两代天皇外,还有小野篁、空海等人。由《怀风藻》演进至“敕撰三集”,仅用了五六十年的时间,与《怀风藻》以模仿六朝五言诗为主相比较,伴随着思想内容方面向“深度”和“广度”的拓展,“敕撰三集”在艺术形式方面也提高了其“精度”和“密度”。另一方面,在诗艺方面的提高也很明显。以嵯峨天皇为中心的“敕撰三集”诗人已经知道什么是技巧,以及如何运用技巧。收入的作品虽参差不齐,但仍有不少优秀之作的艺术基因值得我们去品味。通过对其艺术形式的综合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在“敕撰三集”产生的时代,模拟六朝诗的倾向已为模仿唐诗的趋势所代替。通过上面分析,得出结论:经过“敕撰三集”时代,日本古人已经跨越汉语的音韵障碍,基本上掌握了近体诗的平仄规则,能够比较熟练地创作律诗了。其遣辞造句、叙事议论的能力也实现了划时代的飞跃。“敕撰三集”中共收录了几十首游览诗,因此以下笔者的探讨范围只限于“敕撰三集”及其游览诗。接下来的三章是本论文的重点。第二章分析了“敕撰三集”游览诗对唐代山水诗、特别是游览山水诗的受容。在此基础上,第三章重点考察了“敕撰三集”游览诗的炼字技巧,并将从近义表达和同形异义两个角度来分析。第四章着眼于“敕撰三集”游览诗的用典技巧,将从全面用典和用典技巧进行论证。第二章分析了“敕撰三集”游览诗对唐代山水诗、特别是游览山水诗的受容。第一节从“探韵”、“勒韵”等杂体诗的广泛流行和临眺、春望等诗题的大胆尝试展开,并论证其对唐代山水诗题、特别是游览山水诗题的受容。第二节着重从对唐代山水诗人、山水诗意象的受容来论述。《凌云集》的游览诗也是按照作者官位的高低排列的有18首游览诗。《文华秀丽集》的游览诗共有14首。现存的《经国集》中并没有游览诗。因此,“敕撰三集”共收录了32首游览诗,而嵯峨天皇就有13首之多。地点多集中京都山崎县附近的淀川和嵯峨院。除了嵯峨天皇的诗外,绝大部分属于应制奉和诗。如果说《怀风藻》的游览诗主要以模仿六朝及六朝以前的山水诗为主流的话,那么“敕撰三集”的游览诗则已为模仿唐代山水诗的趋势所代替。本章将重点从山水诗题、山水诗人、山水诗意象的角度来论述“敕撰三集”游览诗对唐代山水诗、特别是游览山水诗的受容。第一节论证“敕撰三集”游览诗题对唐代山水诗题、特别是游览山水诗题的受容。一、“探韵”、“勒韵”等杂体诗的广泛流行“探韵”、“勒韵”都属于中国的杂体诗,一般带有文字游戏性质。“探韵”、“勒韵”多为汉魏六朝文人所创制。正因为探韵、勒韵具有文字游戏的性质,不但受到六朝及初唐诗人的喜爱,更迎合了日本平安朝初期日本汉诗人的爱好。在日本,探韵之风虽起于奈良朝。到“敕撰三集”产生前后,探韵作诗已成为一种时髦。因而,敕撰三集中属于“探韵诗”的作品屡见不鲜。具体的诗例有嵯峨天皇的『春日嵯峨山院探得遲字』和『秋日皇太弟池亭賦天字』、淳和天皇的『春日嵯峨山院探得回字應制』等8首诗,占了游览诗总数的1/4之多。而勒韵赋诗,亦自平安朝前期始。敕撰三集所收作品中,菅野真道、贺阳丰年同有『晚夏神泉苑釣台,同勒深臨陰心應制』诗,虽然一为五律,一为七律,却都依深、临、阴、心四字顺序来押韵。从探韵扩大到勒韵,说明了“敕撰三集”游览诗依然有浓厚的游戏笔墨倾向,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摹拟六朝山水诗的倾向已为模仿唐代山水诗的趋势所代替。二、临眺、春望等诗题的大胆尝试在山水诗发展过程中,登览与临眺或临泛、春望等游览山水诗诗题,具有永恒的魅力,并深得唐代山水诗人的喜爱。拿“临眺”诗题来说,王维的《汉江临眺》(又题作《汉江临泛》)可谓其融画法入诗的力作。杜甫有《陪郑公秋晚北池临眺》等。而“敕撰三集”中,嵯峨天皇有游览诗『夏日臨泛大湖』,除此之外,淳和天皇又有『秋夕南池亭子臨眺』一诗。可见,这两首诗的诗题都是对上述中国游览山水诗诗题的模仿。在“春望”诗题方面,小野岑守有诗『江樓春望應制』硪环矫妫泄?六朝时期,就多有出现以“春望”为诗题的诗,如《春望古意诗》等。唐代以来以“春望”为诗题的诗更多,有唐代王勃的《登楼春望》、贾至的《西亭春望》、顾况的《湖南客中春望》、杜甫的《春望》等。虽然小野岑守的“春望”诗还没有中国的“春望”诗那样深沉蕴藉、真挚自然,但它在诗题上确实受到了中国古代“春望”诗题的影响。除此之外,“敕撰三集”诗人也在其他唐代的游览山水诗诗题上做了诸多尝试。如“闲望”诗题、“晓兴”诗题、“有怀京邑”诗题、“春晓”诗题等等。综上所述,“敕撰三集”中的游览诗诗题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唐代及唐代以前的游览山水诗诗题。第二节着重论述其对唐代山水诗人、山水诗意象的受容。一、山水诗人“敕撰三集”的游览诗中化用或暗合白居易、王维、洛宾王、杜甫等唐人诗句或诗意者所在皆有。如嵯峨天皇的《重陽節神泉苑同賦三秋大有年,題中取韻,尤韻成篇》中有“三秋大有年”一句,受到了王维的《和重阳节宰臣及百官上寿应制》:“四海方无事,三秋大有年”一句的影响。『河陽驛經宿、有懷京邑』中出现的“助客叫”一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洛宾王诗中“助客啼”和黄甫曾诗中“助客愁”的影响。『江頭春曉』诗使用了“欹枕”二字，说明了嵯峨天皇对白居易诗歌和诗想的受容。除此之外,“敕撰三集”游览诗中,学习、模仿其它唐代诗人的作品也随处可见,不胜枚举。综上所述,“敕撰三集”的游览诗曾广泛取资于唐代山水诗人的诗语、诗句、及其山水思想,从多方面借鉴了唐代山水诗、特别是游览山水诗。二、山水诗意象该部分主要考察了出现在“敕撰三集”游览诗里的“猿声”意象。意象是诗歌的基本单位。日本人在借鉴中国诗歌进行创作时,往往会接受中国诗人某些常用的意象,融入自己的创作中,从而抒发诗人的感情。中国的“猿”的意象多是伤心、感伤的,“猿声”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虽然不能说“猿声”属于山水诗的专有意象,但是它多出现在游览或行旅诗歌中,用来表达游子的思乡、伤感的情怀。所以它是羁旅苦况的专用意象。以“猿声”为素材的诗歌在中国六朝时期急剧增多,唐代诗歌中歌唱“猿声”的作品较之前代则更多。日本和歌中很少以“猿”为抒情对象,在汉诗的创作中,却开始尝试以“猿声”为意象。整个《怀风藻》诗集中出现“猿”意象的只有2首诗,而其游览诗中并没有出现“猿”这个意象。但“敕撰三集”的32首游览诗中就有7首诗是以“猿声”为意象的,如“饑猿啼”、“暮猿悲”、“曉猿悲吟”等庑┦锒寄?在唐代游览山水诗歌里找到相同或相近的表达,如鲍溶《山中冬思二首》:“巢鸟侵旦出,饥猿无声啼。”岑参:《下外江舟怀终南旧居》:“杉冷晓猿悲,楚客心欲绝”等。这说明“敕撰三集”游览诗中出现的“猿声”的意象受到了唐代游览山水诗中“猿声”意象的影响。第三章主要考察“敕撰三集”游览诗的炼字技巧。笔者通过考察对“敕撰三集”的出典考察,发现“敕撰三集”的诗人同《怀风藻》诗人一样,也多喜雕琢,文字游戏倾向依然很严重。为了标新立异,他们费尽心思雕琢文字,创造出许多与中国古代诗语相近似但又在中国古代诗歌典籍中找不到的、诗人自认为更加富有美感的新诗语,从而达到避免诗句平淡无奇的目的。这些诗语如“攒松”、“光易暮”等在中国诗歌里找不到的,可以说是诗人们独创的“和制诗语”。本章笔者将分别从近义表达和同形异义两节来具体分析“敕撰三集”游览诗在诗语方面的炼字技巧和对中国古代山水诗诗语的“和习”之处。第一节主要从近义表达的角度论述。重点从淳和天皇诗中的“攒松”、“光易暮”、“避景”、“捣茗”四个诗语及仲雄王诗里的“高葩”来论证“敕撰三集”诗人热衷于雕琢文字的特点。一、淳和天皇最善推敲1、攒松“攒松”一词出自淳和天皇的『春日嵯峨山院、探得回字應制』：“攢松嶺上風為雨?^澗流中石作雷?毙〉合苤浴霸芩伞钡慕馐臀挨啶椁盲克伞保?翻译成汉语应该为“群松”。“攒”字在《汉语大词典》中解释为:“簇聚,聚集”。由此可以猜测出诗人是想通过这个词为我们描绘山顶上松树攒聚众多的情景。遗憾的是笔者搜遍了中国的所有古代诗集、散文集等,也没有发现有“攒松”这个词。只在董诰等篡修的《全唐文》里出现了“攒松”,但是它与淳和天皇诗里的“攒松”并不是一种用法。笔者又调查了中国古代与“松”有关的一些诗歌,来考察诗中对“松”的描写。可喜的是在李世民的《望终南山》:“叠松朝若夜,复岫阙疑全”中找到了“叠松”一词。不言而喻,李世民诗里的“叠松”与淳和天皇应制诗里的“攒松”所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笔者认为淳和天皇在作此诗的时候,不满足于单纯模仿李诗里的“叠松”,而是经过多次推敲斟酌,最后选择自创了与“叠松”近义的“攒松”一词,从而使得该诗更具有文学色彩。因此在这里笔者姑且认为“攒松”是淳和天皇对中国的“叠松”的创新使用,是一个“和制诗语”。2、光易暮“光易暮”的表达形式同样也出现在淳和天皇的应制诗『春日嵯峨山院探得回字』:“地勢幽深光易暮幣c且待莫東回。”根据小岛的解释,“光易暮”在该诗中传达出的意思应为:由于地势幽深,所以太阳落山要早于其它地方,光线会较早地变暗淡。笔者并没有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找到“光易暮”这个词。根据“光易暮”一词描绘的诗中意境,幸运地在《全唐诗》中找到了两个与其意义相近的表达方式。即初唐张子容的《贬乐城尉日作》:“地暖花长发,岩高日易低”中的“日易低”,和王维的《奉和圣制幸玉真公主山庄因题石壁十韵之作应制》:“谷静泉逾响,山深日易斜”里的“日易斜”。不难看出,这首诗里的“日易斜”的意境跟上面的“光易暮”、“日易低”是一样的。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描绘地势幽深,太阳容易西斜,光线会稍早由强变弱的自然风光时,“光”与“日”同义,而“暮”与“低”、“斜”同义,淳和天皇在模仿中国的诗歌表达“日易低”和“日易暮”的基础之上,加以雕琢创新,从而产生了“光易暮”这样的表达形式,可以说“光易暮”是一个“和制诗语”。3、避景“避景”一词出自淳和天皇『夏日左大將軍藤原朝臣閑院納涼、探得閒字應制』:“避景追風長松下。提琴搗茗老梧間”一句。小岛对“避景追風長松下。提琴捣茗老梧间”一句的注释为:“夏の暑い日光を避けて背の高い松の下で涼風を追う。琴をひっさげて年を経たふるい青桐の間で茶の芽をつく。”《汉语大词典》里找不到“避景”一词的解释,根据对单字的分析和小岛的注释,笔者认为“避景”应该是躲避夏天炎炎烈日的意思。但是,这个词并没有出现在中国的古代诗歌中。笔者历经千辛万苦在唐朝姚思廉写的纪传体史书《梁书·卷五十六·列传第五十》、李延寿的《南史·卷三十四·列传第二十四》和《新书·卷八·劝学》中找到了“避景”。遗憾的是它们与淳和天皇的“避景”在意思上都不一样。继续追查下去,中国的古代诗歌也有关于躲避夏天烈日的描写,那么这些诗中是靠什么诗语来传达这个意思的呢?原来中国的诗歌和散文中都喜欢使用“避日”一词。如元稹《春晚寄杨十二,兼呈赵八(时杨生馆于赵氏)》云:“避日坐林影,余花委芳襟。”又白居易《池上即事》云:“移床避日依松竹,解带当风挂薜萝。”还有鲍溶《莺雏》:“避日花阴语,愁风竹里啼”等。综上所述,笔者断定淳和诗里的“避景”是对中国的“避日”一词的创新使用,是一个“和制诗语”。4、捣茗关于“茗”字,小岛在注释中讲到《尔雅》:苦茶,郭璞注:“今呼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另据《汉语大词典》的解释,茗:“茶芽,一说指晚采的茶。”“捣茗”和“捣茶”也就成了近义词,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词的两种表达。让笔者惊讶的是无论是中国的古代诗歌还是古代散文,都没有用到“捣茗”一词。只找到一个“研茗”的用例,即皮日休《茶中杂咏·茶舍》:“乃翁研茗后,中妇拍茶歇。”显而易见,此处的“研茗”与“捣茗”的意思大体是一致的。另外,有四首诗歌中都毫无例外地使用了“捣茶”一词。分别为皇甫冉《寻戴处士》:“晒药竹斋暖,捣茶松院深。”于鹄有《赠李太守》云:“捣茶书院静,讲易药堂春”等。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捣茗”一词是淳和天皇对中国古代诗歌中“研茗”和“捣茶”的表达方式的变形运用,可以看成是一个“和制用语”。通过上面两首诗四个例子,笔者得出结论淳和天皇不仅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在诗语表达上善于推敲、勇于创新的诗人。二、仲雄王也喜雕琢1、高葩“高葩”出自一词仲雄王的『奉和春日江亭閑望』:“驛門臨迥陌。亭子隱高葩”。根据小岛宪之的注释,“高葩”可以理解为“开在高树上的鲜花”,就是“高花”的意思。笔者认为“高葩”即为“高花”,指开在高树上的鲜花。然而,中国古代的诗歌、散文中却没有一处用到“高葩”一词。相反,用到“高花”的地方却举不胜举。如王勃《对酒春园作》云:“狭水牵长镜,高花送断香。”韩愈《游城南十六首·楸树二首》:“谁人与脱青罗帔,看吐高花万万层。”还有杨炯《早行》里的:“露文沾细草,风影转高花。”及韩愈《感春五首》云:“辛夷高花最先开,青天露坐始此回”等。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高葩”一词是仲雄王采用“高花”的近义表达而自创的一个“和制诗语”。顾名思义,“高葩”听起来要比“高花”文雅多了。第二节主要从同形异义的角度论述。每个民族、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审美倾向和风俗习惯。日本自然也不例外。“敕撰三集”的汉诗人在模仿中国古代诗歌进行汉诗创作时,即使不采用上面提到的近义表达的诗语,直接将诗语照搬过来,其在诗歌中表达的意思和意境也会因为受到本国自然环境和诗人思维等的影响,出现诸多变形的地方。这样的诗语笔者暂且称其为“同形异义”。所以在本节中,笔者将重点以出现在嵯峨天皇『江頭春曉』里的“古戍”一词为例来具体探讨这个问题。一、古戍“古戍”这个词出现在嵯峨天皇的『江頭春曉』：“江頭亭子人事睽。欹枕唯聞古戍雞。”通过考察,笔者认为“古戍”指交通要道或在国界设立的关卡,此诗中的“古戍”应该具体指日本山崎的交通要道。“古戍”一词在中国古代诗歌里出现的频率非常多。如唐于鹄《出塞曲》诗里有“观兵登古戍,斩将对双旌。”徐安贞在《奉和圣制早度蒲津关》:“路得津门要,时称古戍闲。”更有戴叔伦《和河南罗主簿送校书兄归江南》:“古戍阴传火,寒芜晓带霜”等,可谓举不胜举。这些例子都说明说明嵯峨天皇作诗时,借鉴了中国古代原有的诗语“古戍”。《汉语大词典》中恰好有关于“古戍”的注释。具体为“边疆古老的城堡、营垒”并给出了一个诗例,唐章八元的《新安江行》:“古戍悬鱼网,空林露鸟巢。”笔者又着重分析了另外两首诗。其一,岑参在《题金城临河驿楼》一诗中吟道:“古戍依重险,高楼见五凉……”该诗如实的描述了兰州古城,金城雄关,一南一北,夹河而立的地理环境。其二,骆宾王的《边夜有怀》云:“古戍烟尘满,边庭人事空……”该诗立足于军营中所感,描写了荒漠寥落的关山,山川风物,尽收笔底。当然,还有许多描写“古戍”的诗歌,笔者就不一一分析了。通过上面的分析,笔者得出结论: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古戍”大都与边疆相关,可以说它是古时军队设防的军事关塞,也称叫关隘。就如同众所周知的古道、古关、古墙,给人一种大漠黄沙、战火纷飞、硝烟滚滚、饱经沧桑的历史沉重感。并且它多出现在边塞诗、送别诗或与其主题思想相关的怀古等诗歌中。而嵯峨天皇诗里的“古戍”完全让我们感觉不到这些。相反“古戍”传来的鸡叫,更增添了初春时节淀川黎明前的静谧和安详。它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初春里生机勃勃、清新脱俗的淀川画面和喜春、盼春的急切心情,而绝不是沧桑的历史画卷。究其原因,从两国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因素来看,中国从古代开始便多沙漠,边疆地区风沙较多,地域辽阔,气候也比较复杂。另外,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之间战争不断。特别是唐朝国家统一后,多次同周边少数民族发生战争,将士们常常需要远赴边塞戍国杀敌。所以反映到诗歌中,“古戍”大都与边疆相关,多用来指古时军队设防的军事关塞,也称叫关隘。所以它会给人一种战火纷飞的历史沧桑感和沉重感。与之相反,日本是一个岛国,四面环海,山地占国土的一半以上,几乎没有沙漠。它不与任何国家相邻,大部分地区位于温带,属于温和的海洋性气候,春夏秋冬四季分明。日本历史上就是一个单民族的国家,平安朝初期以前国家较安定,战乱较少。所以就算嵯峨天皇在汉诗中借鉴中国的“古戍”,受日本特殊国情的影响,也难以写出中国的“古戍”所表达出的大漠纷飞、硝烟弥漫、将士戍守边关的意境。综上说述,笔者认为嵯峨天皇在借鉴中国的“古戍”一词时,受本国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影响,改变了其在中国诗歌中的意思和意境,在日本特有国情的基础上做了一些相应的变形。因此,“古戍”一词,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和制诗语”。第四章主要考察“敕撰三集”游览诗的用典技巧。古代人作文赋诗,常常喜欢用典。“敕撰三集”的诗人深受唐代用典影响,除了追求在诗歌中用典外,更是在用典技巧上有了很大提高。本章将从全面用典和技巧成熟两节出发,来具体分析“敕撰三集”游览诗各在个方面对中国典故的丰富借鉴和在用典技巧上的成熟进步之处。第一节详细介绍“敕撰三集”游览诗对中国典故的丰富借鉴。日本汉诗人在作诗的时候,学习中国古代诗歌喜用典故的手法,并且大量引用中国典故,这本身就是对中国诗歌的借鉴。《文华秀丽集》共14首游览诗,其中用到典故的只有3首诗,每首各用1个典故,分别为:“星渚”、“朝宗”和“白云乡”的典故,后两个典故《怀风藻》中也用到过。与《文华秀丽集》相比,《凌云集》用典更多。《凌云集》中共有18首游览诗,用到的典故有16个。共有12首诗用了典故,并且有2首诗都连用了2个典故,小野岑守的『奉和江亭曉興詩、應制』竟用了3个典故。这些典故分别为:“商山”、“玄圃”、“非熊非罴”、“巧花”、“王母”、“钓璜”、“鱼在藻”、“南皮游(南皮射雉)、“千里命驾”、“四海为家”等等。其中“玄圃”的典故,《怀风藻》中也用到过。第二节将重点论述“敕撰三集”游览诗在用典技巧上的成熟和进步之处。以“鱼在藻”的典故和周文王出猎遇吕尚的典故为分析重点。一、“鱼在藻”之君臣关系小野岑守的『夏日神泉苑釣台、應制』和滋野贞主的『夏日陪幸左大將藤原冬嗣閒居院、應制』都引用了中国“鱼在藻”的典故?坝阍谠濉钡涔实脑赐肺《诗经·小雅·鱼藻》,全诗充分展现了君民同乐的主题。实际上在中国,“鱼在藻”这个典故,很少用来表达君民同乐的主题,它多用来“描绘鱼儿游于水藻之间,适性而自得之状。后用为追求自得适性之典。”拿唐诗来说就每多鱼藻之欢,比如白居易有自况诗,题为《逸老》:“飘若云信风,乐于鱼在藻。”但是,无论是小野岑守的“鱼在藻”还是滋野贞主的“鱼在藻”都没有采用“追求自得适性”的喻义,反而跟其源头《诗经·小雅·鱼藻》的喻义很接近。滋野贞主的“鱼在藻”表达的喻义与其源头赞美君贤民乐的主题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小野岑守为了表达对天皇的感恩和赞美之情,巧妙地将源头表达的“君民关系”转化为“君臣关系”。这虽然称不上是对其源头典故的变形和发展,但从典故的运用技巧来说,笔者认为这个转化用得很妙,用得毫无瑕疵,并没有让人产生生吞活剥的感觉。如果不是对其源头《诗经·小雅·鱼藻》理解深刻的话,笔者认为是做不到这种转化的。二、一典多称与分别立典众所周知,同一典事,由于用法迥异,又能够凝缩形成完全不同、各自独立的典名。这就是中国典故中“同源同事不同用”的“分别立典”现象。嵯峨天皇『春日遊獵,日暮宿江頭亭子』中的“非熊非罴”、淳和天皇『奉和春日遊獵、日暮宿江頭亭子』里的“周王猎渭风”、贺阳豊年『晚夏神泉苑釣台、同勒深臨陰心』里出现的“钓璜”和小野岑守『奉和春日遊獵日暮宿江頭亭子』的“同载归”这四处用典,实际上都来自周文王出猎遇吕尚的典故。后来根据这个故事衍生出了许多个具有不同寓意的典故,如“八十遇文王(渭水钓、太公钓、)”、“渭滨垂钓”、“磻溪垂钓”、“渭钓”、“非熊非罴”、“渭滨(渭上钓人)”、“钓璜”等。周王猎渭风”和“同载归”虽然在中国典故书上并没有记载过,但是淳和天皇和小野岑守在引用中国典故的时候没有直接套用固有的典名,而是根据日本自己的诗歌创作环境,在周文王出猎遇吕尚这个“源”故事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创造了这两个新的典名。这四处用典充分说明了嵯峨天皇等人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一典多称”和“分别立典”的技巧在中国,“钓璜”一典多用来喻瑞应,作为交好运受器重的征兆。中国的诗歌中也有多处用到“钓璜”的典故。如刘禹锡的《和重题》:“一泛钓璜处,再吟锵玉声。”贺阳豊年的『晚夏神泉苑釣台、同勒深臨陰心』虽然在诗里也用到“钓璜”一典,但是在笔者看来它已经脱离了比喻瑞应或交好运受器重的征兆本义,诗人出于对表达自己感情的需要,对其喻义作了相应的变形和创新。它不再是瑞应或征兆的意思,而是变被动为主动,借喻臣子渴望成为辅佐天皇的辅助贤才的心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对中国“钓璜”典故的“和习”。通过本章的分析,笔者认为“敕转三集”诗人已经很熟练地掌握了中国的典故,并且深谙用典之妙,能够做到为用而用,其用事方法也更加成熟,更加丰富多彩。这些用典,表明“敕撰三集”诗人对中国历史及典故的熟悉。不过,遗憾的一点是,因为其中的游览诗基本都属于御制和应制奉和之作,所以诗中的用典也多是为了歌颂和吹捧天皇,对中国典故的变形和创新有时也是出于歌功颂德的需要。最后是本论文的结论部分。从“敕撰三集”的进步之处和不足之处进行总结。在进步性方面,“敕撰三集”游览诗因为受到唐代山水诗的影响,与《怀风藻》游览诗相比得到了很大的进步,其中不乏少量佳作。客观上推动了日本山水诗的发展,在游览作诗的过程中本国的山水意识得到增强,山水文化得到进一步丰富。这些游览诗,不仅让我们嗅到了日本国特有的山水文化气息;更让我们认识了中日两国古代的游览山水诗之间的渊源关系。说它进步,是与前代的《怀风藻》相比较而言。在局限性方面,它与唐代山水诗的诗境和诗艺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敕撰三集”的作者还只是部分地掌握了唐代山水诗诗艺,而且这部分掌握的诗艺并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只能有限地加以运用。另外,“敕撰”二字决定了“敕撰三集”的公撰性质,大多数诗主要以赞颂天皇为主要内容,少数作品流露出对当时政治的期望;并且崇文尚雅的游戏的倾向依然十分严重;“文章经国”尚属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