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罗尔斯发表《正义论》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将其与马克思的相关理论进行过比较全面的批判性比较。但是,这些比较大多是局限于正义理论本身的内容,而很少关注作为塑造这些理论的思维范式与方法论。本文正是从这一视角切入而开展的以相应的思想史为基础的比较工作。文中将会显明,西方理性范式自亚里士多德系统建立以来,就蕴含着两条进路: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而实践理性又有两条进路,现实的实践理性与理论的“实践理性”。后者看似强调了理性的“实践”态度,本质上仍是一种“实践理性”的理论理性,即从一些假设或所谓不证自明的前提出发来建构体系的形而上学。由于其假设或前提与所欲实践的现实对象之间处于外在的任意之中,所以理论就无力过渡到真正的实践。理论的“实践理性”在现代从康德的“纯粹理性的实践”开始,到黑格尔以“精神实践哲学”的形态而完成。而现实的实践理性是马克思所开创的。在这样的视界中,我们认为罗尔斯虽然是一个当代政治哲学家,综合了许多过去的哲学成果,但是,其哲学框架却仍然是属于康德式形而上学的范畴,仍然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的有效领地内。我们由此认为,在应用罗尔斯的正义论来审视中国当下现实时,应该尤为注意他理论中假设条件与我国现实的关系,注意实现其结论所暗需的现实基础,以及他的正义论所以产生广泛影响的历史背景。我们认为,在目前我国成为焦点的收入分配改革中,在作以上考虑的前提下,西方的一些哲学性的正义理论或分配理论固然有启发意义,但是,真正应该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它才能为中国现实所需的经验科学分析提供指导性的参照系,从而为收入分配改革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