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设立单一股东派生诉讼后,投资者对于自身与公司的权益保护意识逐步提升,公司的形式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由单一、平面的样式,逐步转变为复杂、嵌套的架构。特别是母子公司的形式渐渐凸显,并逐步为人们所熟知。但是,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系列新的问题。当子公司董事等主体侵害该公司权益时,由于上述董事为实际侵权人,子公司对他们提起诉讼、追究责任的可能性非常之低。而子公司的董事往往是由母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所任命,他们的侵权行为常常是在这些实际控制人的授意下实施的。因此,母公司提起单一股东派生诉讼也几无可能。为有效解决这一难题,我国曾在2016年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中引入了二重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该制度接连突破母公司与子公司两重法人,使母公司股东具备了原告资格。遗憾的是,相关条文在公布时被删除。2021年《公司法（修订草案）》落地,该草案第188条第4款再次规定了二重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如果能够适时引入这一制度,便能对母、子公司受损的权益予以挽救。本文以构建我国的该制度为目的,从四个部分展开研究。第一部分着重对该制度的理论基础予以明晰。首先,从概念、性质、特点三个维度对该制度进行概述;然后,对反对建立该制度的学说予以批驳、对支持建立该制度的学说进行剖析,明确其理论价值。第二部分为该制度的现实基础分析,主要从可行性与必要性两个层面展开。在可行性层面,以实现公司治理与保护股东权权益为着力点;在必要性层面,以立法实践与司法需求为抓手。第三部分为该制度的域外实践经验,以美国、日本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该制度在两国的缘起、发展、完善的过程,总结对我国有益的经验。第四部分为该制度的具体设计建议。主要从适用前提、诉讼主体、前置程序、预防机制四个维度展开。在适用前提方面,对母子公司关系和子公司的重要程度进行限定;在诉讼主体方面,则从适格原告与被告范围两个角度进行构建;在前置程序方面,在分析设立该程序性要件之原因的基础上,对具体的请求顺序进行设定,同时明确相应的豁免情形;在预防机制方面,从赋予监事会阻却诉讼的权利、增设诉讼费用担保制度两个层面予以完善,降低滥诉问题发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