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前身为直沽寨,明代永乐元年设天津卫,成为护卫京师的军事要地。清代天津撤卫设州,后又设府。清初解除海禁之后,天津的商货运输渠道除运河之外,新增海路运道。清代中期之后,运河逐渐衰落,海路逐渐成为天津贸易最大宗来源。开埠之前天津沿海贸易主要包括渤海湾内的粮豆贸易以及闽粤、江浙地区的长途贸易。开埠之后,天津被纳入到国际贸易市场范围,轮船贸易与帆船贸易均得到较大发展,逐步成为我国北方地区最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清代天津沿海贸易的发展从税关征收情况亦可得到印证。天津相继设有常关和海关三处,常关为天津关及征收海税的机构。天津关设立之后即显示了较强的税收能力,在乾隆中期税额最高。清代初期,海税只是一个地方性的小税种,税额相当有限。嘉庆年间,因海税税收不断增长,清政府将其纳入中央管辖,定额四万两,实征税额在嘉庆年间最高。常关税收总计,从清初至嘉道年间,税收由十万余两增长到十三、四万两左右。1901年常关归由海关兼管,天津常关税额呈现急遽增加态势,税额高达一百余万两。清末天津开埠之后,为征收洋船贸易,于天津新设津海关。自设立初期以至清末,津海关税额不断增长,由初期的30万余两,到清末增至80余万两。1901年海关兼管常关,海、常税额合计高达二、三百万两。根据计算可知,清代前中期,天津常关税收中,海上贸易份额占一半左右,每年大概有五、六万两的税额来自海路贸易；嘉道年间已占三分之二左右,税额为九、十万两左右。咸丰年间漕粮改由海运之后,天津常关税收基本来自海路,合计天津海上贸易所纳税额则在十三、四万两左右。1861年天津海关成立之后,天津海上贸易跨上一个新的台阶,合计天津每年的海路商货贸易税额自七、八十万两至几百万两不等。开埠之前,天津关主要以闽广、江浙等地商货为征税来源。开埠之后,经由津海关进口商货主要分为两类：进口洋货和进口土货,其中洋货以鸦片、羽毛等为主,土货则仍以糖、茶叶等大宗。出口商货以皮毛、药材、草帽辫等商货为大宗。开埠之后随着天津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其腹地范围扩大到华北、北方地区的大部,包括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地。清代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天津城市商业繁荣、商人聚集。天津外来客商众多,以闽粤、江浙、山西等地商人为主,他们均在天津建有多所商业会馆。天津本地商人则以盐商和粮食商为主。清末天津出现了新式的商人群体和组织：作为中外贸易中介的洋行买办,他们是天津城市新兴的商人群体,其中尤以广东商人势力最大；清末天津新设商会,跨越了地缘和业缘纽带,是商人逐步迈向近代化的标志。清代天津城市最为繁华的商业区为北门外和东门外地区,分布在天津贸易汇集点——三岔口的两翼。北门外商业区是天津贸易最兴盛的地方,这里汇集了天津城市最为著名的商业街,如估衣街、竹竿巷等。北门外地区尤以东部地区最为发达,这里俗称“侯家后”,南部为贸易区,靠北则为娱乐区。东门外地区亦是天津较为发达的商业区,尤以天后宫附近为最,最繁荣的两条街市为宫南和宫北大街。1860年天津开埠后,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城市商业不断发展。一方面,在传统的商业街区内,传统的钱业、典当业以及汇兑业均有较大发展；同时,又有各类新式银行相继设立。此外,为城市物流服务的旅馆、行栈数量不断增多,餐饮、娱乐业亦有很大发展。开埠之后,随着外国租界区的建立,在海河东岸建成了一片新城区。随着租界区人口的聚集、商业的发展,这里新设了各式金融机构、旅馆货栈以及餐饮、娱乐等消费市场,成为天津老城区之外又一处商业汇聚之所。总之,自清初至乾嘉年间,沿海贸易逐渐成为天津商业贸易的主体,促使天津由一个清初一个运河城市转变为海港城市；咸丰初年开始,天津的商货已基本来自海路。咸丰十年(1860)开埠直至清末这四十余年的时间内,随着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天津的海上贸易又有进一步发展,到清末天津已经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国际港口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