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哲伦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才华、最成功的亚裔美国剧作家。他初出茅庐,便以“美国华裔三部曲”一《舞蹈和铁路》、《刚下船的人》和《家族奉献》而一举成名。1988年,他凭借其代表作《蝴蝶君》一剧,摘取了声名卓著的托尼奖年度最佳剧作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亚裔美国作家。《蝴蝶君》改编于《纽约时报》上一则法国间谍案的审判新闻,案件涉及一个法国外交官和一个中国京剧演员的同性恋情。作者黄哲伦又在此剧中加入了普西尼创作的的著名歌剧《蝴蝶夫人》的故事情节。自从在百老汇首次公演后,该剧因其有趣煽动的情节和涉及性别、性种族,跨文化、东方主义、帝国之义和后殖民主义等的多重主题,引起了学者和评论家的激烈讨论。这部剧作常被认为是东方主义文本《蝴蝶夫人》的颠覆之作,体现了黄哲伦颠覆东方主义意识形态的意图。然而,黄哲伦对东方主义的态度不止这么简单。事实上黄哲伦在《蝴蝶君》中表现出对东方主义对抗与迎合并存的矛盾态度。本文旨在分析黄哲伦在这部剧作中对东方主义的矛盾态度以及这种矛盾态度产生的原因。一方面,黄哲伦对东方主义的态度有反抗的一面,主要体现在黄哲伦通过在对《蝴蝶夫人》中主人公角色的倒置,瓦解了东方主义者所认同的东方女性的刻板形象,并进一步颠覆了他们概念中的东西方权力关系。另一方面,黄哲伦对东方主义有迎合的一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剧作家在该剧中通过对主人公宋丽玲和中国文化的描述,强化了东方男性女性化和同性恋的刻板印象,重塑了亚洲人阴险狡诈的民族复仇者的形象,固化了东方主义者对中国文化的误读。而这种矛盾的态度与黄哲伦的双重身份与美国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息息相关的。具体来说,黄哲伦的反抗态度归结于他的故国情结和亚裔美国运动的影响,而他的迎合态度则是和其中产阶级的家庭背景和美国市场需求密切相连的。现如今近年来中国的学者给予华美文学极大的关注,但是他们的研究不可避免带有意识形态特色。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中国学者在研究华裔文学时,往往会夸大华裔作家的故国情结和他们对西方意识形态的反抗,从而忽视了华裔作家的另外一层身份。尽管有些华裔对中国怀有好感和向往,然而外籍身份使得他们只能以局外人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甚至是整个东方世界,因而不自觉地在文本中流露出东方主义色彩。该文的研究能为华裔文学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能够使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看待华裔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