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两种基本的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一直是翻译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归化与异化之争，源远流长，从古代中西宗教翻译中的“文”“质”之争以及“逐词对译”与“活译”之争，延伸到近代的直译与意译之争，再发展到当今的归化与异化之争，历经几千年。综观中西翻译史，归化翻译大部分时间里在翻译实践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然而，上世纪90年代，美国反叛的翻译理论家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中正式给“归化”和“异化”命名并下了定义，反对归化翻译，提倡用异化翻译策略来反对西方文化的霸权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从而把归化与异化之争引向一个新的高潮。另外，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完成了翻译研究从“语言层面”到“文化层面”的转向，一些翻译研究者主张用异化策略来翻译本国作品以保留作品的原汁原味，把本民族文化打入世界，以反对西方国家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因此，归化翻译策略在传统译论中的主导地位开始瓦解，异化则逐渐取代归化居主导地位，成为当今文学翻译中的主流策略，而归化策略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作用和价值因此受到贬低甚至被否定。　　 针对当前译界这种矫枉过正的现象，本文作者首先从接受美学理论(AestheticsofReception)和奈达的读者反应论(Readers’Response)的读者视角阐释了归化翻译策略在文学翻译中存在的合理性和重要性。20世纪60年代末，由尧斯和伊瑟尔提出的以现象学和阐释学为理论基础的接受美学理论使文学理论的研究焦点从文本转向读者，同时为翻译研究尤其是文学翻译提供了一条全新的路径。在接受美学理论的视域下，翻译不再是传统的“作者（原作）-译者（译作）”的过程，而是“作者（原作）-译者（译作）-读者”的动态过程。文本中的未定性结构使读者参与文本意义构成的阅读过程，读者在阅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原文信息的接受者（读者）也是译文的创造者（译者）。期待视野制约着读者的理解和接受能力，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该考虑读者的前期阅读经历、审美情绪和接受能力等因素，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使翻译过程中的各视域相融合。奈达在阐释其动态对等论中提出了读者翻译论，指出当目的语读者对译文的反应与原语读者对原文的反应近似相等时，译文才会被读者理解和接受。接受美学理论和读者反应论都强调读者因素，这与归化的内在要求是相一致的。其次，本文以《围城》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在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论理论基础上对译本进行了从语言层面到文化层面的研究，分别探究了译本中形合句和意合句、成语、文化承载词以及古汉语表达的翻译策略，以及译本中由异化导致的失误，结果表明归化在以上翻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该英译本之所以能够在国外获得巨大成功，得到外国读者的青睐，这与译本中的翻译策略的选择息息相关，而归化策略在读者理解和接受译本并使之取得成功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归化策略在文学翻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作用和价值绝不能被贬低甚至否定，相反，在异化呼声高涨的今天，应该给予归化以应有的承认。归化与异化相辅相成，处于辨证关系之中，在翻译中绝不能偏废其一，甚至将两者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