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通过调整或者制定政策来影响微观企业行为从而影响宏观经济的发展,在各国关系日渐紧密的当下,这种政策变动引起的经济波动会多渠道传导到贸易伙伴国。近些年全球经济灾难的频繁爆发使得全球经济处于敏感的脆弱期,始于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全球经济仍处于慢速爬坡的状态,经济衰弱阶段政府改变现有经济政策所需承担的政治成本明显下降,企业预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明显上升,这不仅会影响国内企业的生产投资积极性,对国外企业而言亦是等待观望的信号,一系列的国内外投资必将受到抑制。经济政策的改变会抑制企业的投资,而这种对不确定性预期的二次冲击更是产生了“贸易反应过度”的问题。因此,如何在后危机时期更好地发展出口贸易成为世界经济永恒的议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大国,贸易量一直遥遥领先,但是贸易条件却一直下降,贸易利得逐渐缩减。“贫困化增长”的现象是中国出口粗放式的增长模式所导致的,而中国出口增长的脆弱性在金融危机前暴露的十分彻底。
　　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不仅会放大经济冲击的负向效应,还会显著地阻碍经济的恢复。企业作为国际贸易投资的微观主体,更是关注国际经济形势的走向。根据实物期权理论,企业的投资机会可以看作是看涨期权,当目的国市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会增加投资期权的价值从而使得等待的回报价值更大,企业会选择等待投资或者进入的时机,或者直接放弃该市场。事实上,企业在进入新市场或者出口新产品或者进行新投资时会充分考虑目的国市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为进入的过程会涉及大量的不可逆的投资和沉没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会权衡利弊后再作出决策。在异质性企业理论模型的框架下,只有高效率的企业才会选择出口,效率低的企业只能进行国内销售或者退出市场,当外部市场态势不明时,除了效率最低的企业,一些原本可以出口的较高效率的企业也处于对沉没成本或者不可逆的投资无法收回的思量而暂停投资,进入国外市场的企业数目的下降直接导致出口量和扩展边际的下降,由于边际企业的退出使得国外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下降,间接导致了现存企业的出口增长即集约边际的增长。
　　中国企业如何在未来经济态势不明、“贫困化増长”现象严重的背景下寻求一条重生之路,是中国出口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议题。鉴于此,本文使用2000-2012年CEPII BACI细分的HS6位产品数据,结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衡量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地抑制中国出口扩展边际的增长,却也显著地促进中国出口集约边际的增长。进一步分样本发现,高新技术产品的扩展边际并不会受到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压制,反而会相对增长,而非差异化产品的扩展边际会受到抑制;发达经济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加剧对中国出口扩展边际的抑制作用更为强烈;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加剧了对出口扩展边际的负向影响作用。同时,本文进一步地控制了目的国预期需求的变量以期剥离出二阶冲击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最后本文通过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通过出口固定成本渠道对扩展边际产生了影响,通过可变成本对集约边际产生了影响,与本文的理论模型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