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使得国际分工对象从产品层面扩展到工序层面,产品的生产过程被分散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目前,大约三分之二的世界贸易来自于中间品贸易(Johnson和Noguera,2012)。通过将生产过程在不同国家联系起来,这种中间品贸易会带来两种主要测量挑战。第一,传统的贸易统计只是将所有产品在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加总起来,并没有计算不同国家之间的净増加值。这种著名的双重计算问题近年来被不少学者所诟病,因为这会高估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第二,多国生产网络意味着中间品可以通过间接的途径运输到最终的目的地。例如,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最终品中可能含有来自日本的中间品,那么中国的总出口会包含来自日本的附加值。鉴于此,如何精确测算增加值贸易成为了一大研究热点。Hummels、Ishii和Yi(2001)是最早也是目前最有影响力的系统测算出口附加值来源的文献,他们利用10个OECD国家以及4个新兴国家的投入产出表计算了垂直专业化程度(具体地,出口国外附加值)。他们发现这些国家的出口中有21%来自于国外进口,并且在1970到1990年间以大约30%的速度增长。Koopman、Wang和Wei (2012)将中国加工贸易特征嵌入到Hummels、Ishii和Yi (2001)的估算框架,提出了在考虑加工贸易时的出口附加值测算方法。Johnson和Noguera (2012)提出了估算双边贸易中增加值贸易含量,并且将增加值出口和总出口之比用作衡量生产分享密集度(intensity of production sharing)的指标。Koopman、Wang 和 Wei (2014)将以往所有衡量垂直专业化程度和增加值贸易的方法统一到一个框架,将一国总出口分解为不同的增加值部分和重复计算部分,包括被国外吸收的增加值、回到国内的增加值、外国增加值和纯重复计算部分。Wang、Wei和Zhu (2013)认为Koopman、Wang和Wei (2014)的框架只适用于一国情形,因而将之扩展到双边国家和部门层面,建立了一套核算官方贸易统计(以总值计算)和国民经济核算统计(以增加值计算)的框架。然而,这些方法都是估算一国、多国或者产业层面的出口附加值。
　　近年来,部分学者提出了估算异质性企业层面的出口附加值框架。Ma、Wang和Zhu (2015)将Koopman、Wang和Wei (2012)扩展到企业层面,提出了在考虑企业所有制类型和加工贸易时测算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框架。Upward、Wang和Zheng (2013)将Hummels、Ishii和Yi (2001)扩展到企业层面,建立了估算出口国内附加值以及出口技术密集的框架。张杰、陈志远和刘元春(2013)基于Upward、Wang和Zheng (2013),提出了考虑贸易中介、中间品间接进口和资本品进口时估算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方法。Kee和Tang (2016)提出了一种新方法测算了异质性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他们发现国内投入对进口中间品投入的替代使得2000—2007年中国的出口国内附加值从65%增加到70%。
　　梳理这些文献,我们可以发现,目前的研究主要存在几点不足。第一,虽然关于全球价值链的文献层出不穷,然而目前几乎没有文献对现有的研究做一个统一的综述。因此,本文详细梳理了关于全球价值链的文献,以让后续研究者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这对于全球价值链研究而言,尤为重要。这是因为文献中测算方法和术语错综复杂,不了解的学者很难弄清楚。第二,文献中测算是测算国家层面和产业层面的出口附加值,鲜有文献测算异质性企业层面的出口附加值。基于异质性企业理论,当考虑企业异质性时,可能会使宏观层面的结论有所不同。因此,本文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测算了异质性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第三,本文基于Kee和Tang (2016)方法测算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并且描述了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的相关特征性事实。第四,目前文献仅仅关注如何测算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几乎没有文献系统研究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因素。因此,本文从贸易自由化这一冲击出发,去剖析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变化的原因。具体地,本文试图去实证检验这些问题:最终品贸易自由化是否提升了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是否降低了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降低了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
　　本文主要由导论和七章内容构成:
　　导论首先阐述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其次介绍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然后给出本文的创新点,最后介绍本文研究的技术路线图。
　　第一章回顾国内外有关全球价值链的理论与实证文献。第一节介绍目前从国家层面、行业层面、省际层面和异质性企业层面估算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献;第二节阐述研究全球价值链影响因素的理论与实证文献,包括贸易成本、国家特征和投资等;第三节综述研究全球价值链经济效应的实证和理论文献,包括就业、工资、技术和汇率等。
　　第二章建立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影响的理论模型,包含最终品贸易自由化、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第一节将中间品投入嵌入到异质性企业框架Melitz (2003),构建了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影响的理论模型;第二节基于Kee和Tang (2016)给出的简单理论框架,从另一方面推导出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理论影响。
　　第三章借鉴Kee和Tang (2016),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估算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并且介绍了异质性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的相关特征性事实。第一节基于Kee和Tang (2016),更加深入地阐述了估算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理论框架。第二节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数据库,展示了 2000-2006年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估算结果;第三节展示各行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大小和随时间变化趋势,以及异质性企业特征与出口国内附加值之间的特征性事实。
　　第四章利用倍差法实证研究了最终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第一节描述了数据处理、变量测度和计量模型设定;第二节使用倍差法进行估计,并且探究了最低工资的作用;第三节研究了异质性企业特征的影响;第四节从多个方面对倍差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五章利用倍差法实证考察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第一节介绍了数据处理、变量测度和计量模型设定;第二节应用倍差法进行估计,并且考察了最低工资的作用;第三节考察了异质性企业特征的影响;第四节从多个方面对倍差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六章使用倍差法实证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第一节阐述了数据处理、变量测度和计量模型设定;第二节使用倍差法进行估计及倍差法的相关稳健性检验;第三节研究了异质性企业特征的影响;第四节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七章阐述了本文的主要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给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以及探索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有:
　　第一,本文从两方面构建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影响的理论模型表明,最终品贸易自由化会提高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而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减少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这主要取决于他们如何影响国内中间品和进口中间品的价格。
　　第二,基于Kee和Tang (2016)估算的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发现,中国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是上升的,并且具有稳健性,其中非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比加工贸易企业大。大部分行业出口国内附加值也是上升的。异质性企业特征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具有相关性:高生产率企业、民营企业、高年龄企业、西部地区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具有最高的出口国内附加值。
　　第三,最终品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并且这一结论在加入其他不同的控制变量之后仍旧稳健。此外,最低工资越高的地区,最终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越大,即最低工资标准对最终品贸易自由化的影响起到了强化的作用。另外,最终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第四,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并且结果是稳健的。另外,最低工资越高,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越大。此外,最终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第五,中国加入WTO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越高的企业,其出口国内附加值上升的幅度相对越小;在单产业企业、非幸存企业、外资企业、低技术企业分组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仍存在显著影响;在多产业企业、幸存企业、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加工贸易企业、高技术企业分组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不存在显著影响;对于曾经未出口过的企业以及曾经向美国出口过的企业来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其没有显著影响;在对倍差法进行其他检验,以及加入企业层面或行业层面的出口规模之后,这些结果依然保持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