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阶层是中国封建社会中颇具活动能量的特权阶层，是名副其实的地方权威，并构成了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有外国学者甚至认为士绅阶级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并决定了中国的命运。的确，绅士阶层作为封建社会阶级结构中的重要一环，其发展、演化以及锐变对封建制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且，绅士阶层作为封建制度的附属物，其命运也就是封建社会历史命运的缩影。因此，对绅士阶层及其演变的研究，对于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演化及其最后的历史命运，对于把握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演化的历史进程，探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演变的历史规律和总结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绅士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虽然对中国绅士阶层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绅士阶层的区域研究还非常缺乏，特别是对湖南这一中国近代绅士数量发展最快、绅权势力最大、绅权特征非常典型的地区而言尤其是如此。湖南绅士的研究较为薄弱，且比较分散，零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部系统全面研究湖南近代绅士阶层的专著问世。 本文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通过充分挖掘极其分散的有关湖南绅士的历史资料，以湖南绅士阶层在近代(1895—1912)的演变为经，以湖南绅士与近代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为纬，运用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根据现代化理论和社会变迁理论对湖南绅士阶层进行了全面而深入地研究，系统地探讨了湖南绅士阶层在近代演变的原因(影响因素)、过程、结果和影响，同时，分析了湖南(并以此观照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动力和阻力因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本文由引言、正文和结束语三部分组成。引言主要介绍了湖南绅士研究的基本概况以及本研究的原因、目的和意义，以为正文的铺垫。 正文共分七章。 第一章讨论了与绅士研究密切相关的几个基本问题。重点讨论了近代绅士的涵义、起源、基本构成、分类、地位和作用机制以及主要特征，回答了史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一些问题，为笔者的下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分析了湖南近代绅士的基本概况。特别是对湖南近代绅士阶层进行了比较全面、认真的统计分析。用真实可信的统计数字回答了“湖南是近代中国绅士数量增长最快、绅权力量最为强大的地方之一”这一命题。并据此对湖南绅士阶层的基本构成和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1895年以前湖南绅士阶层是以守旧为主要思想特征的。 第三章研究了戊戌维新时期绅士阶层的历史分化及其对湖南社会的影响。洋务派绅士和维新派绅士的崛起，推动了湖南社会的近代化;但是，不可避免的绅士新旧之争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湖南维新运动的挫败。守旧派绅士仍然具有对整个社会的支配力。 第四章探讨了清末新政时期湖南绅士阶层的演变及其对湖南社会的历史影响。虽然清政府主动开始了近代化运动，但这些措施还基本停留在“中体西用”的水平;在这种新政大背景下，绅士阶层新旧力量对比的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这极大地制约了这一时期湖南社会的演进。 第五章探讨了预备立宪时期湖南绅士阶层的重大转型及其对湖南社会演进的历史影响。“预备立宪”运动为绅士阶层的大规模分化提供了“制度”保证。立宪派绅士开始成为湖南绅士阶层中的主导力量。他们通过咨议局、地方自治机构等合法的政治舞台，扮演着具有一定近代色彩的社会角色，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且，由于与清政府的矛盾愈加激烈，使得立宪派绅士附和革命，成为革命的一个“同盟军”，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但“绅士革命”极大地制约了辛亥革命的广度和深度，使得中国社会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给中国的近代化蒙向了一层巨大的阴影。 第六章、第七章分别对新式绅士和守旧派绅士进行了个案研究。新式绅士选择谭嗣同、谭延阎、龙璋、杨度等人为研究对象，旧派绅士选择王先谦、叶德辉、王闻运、曾廉等人为研究对象。新旧绅士对近代社会变局回应的方式，力度，以及基本的目标都存在重大的差异。绅士阶层守旧与开新的力量消长的基本态势，在很大意义上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基本走向。 结束语。结束语中对本研究进行了总结。社会变迁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绅士分化的速度和彻底程度，而绅士的近代分化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绅士阶层就是在传统与近代的困境中艰难擅变的。而绅士阶层近代化转型的缓慢和艰难，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困境。中国近代社会就是在这种困境中不断发展演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