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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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绿色义务是一种合同当事人在履行合同时应当做到有利于节约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的新合同义务,这是合同法对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保护时代需求的积极回应。为解决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难题,合同绿色条款在合同实践中已长期存在,随着民法总则绿色原则的确立以及民法典草案合同编引入相关绿色规则,在立法上确认了我国借助民法手段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必然趋势。但如此创设性规定仍存争议,必然导致绿色义务在合同法中实现面临特别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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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绿色义务是一种合同当事人在履行合同时应当做到有利于节约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的新合同义务,这是合同法对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保护时代需求的积极回应。为解决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难题,合同绿色条款在合同实践中已长期存在,随着民法总则绿色原则的确立以及民法典草案合同编引入相关绿色规则,在立法上确认了我国借助民法手段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必然趋势。但如此创设性规定仍存争议,必然导致绿色义务在合同法中实现面临特别的困境:绿色义务与其他合同义务的分界未明,若将绿色义务归于附随义务,则两者之间仍有不少难以融合之处;保护资源环境的公法性质与合同意思自治的核心价值取向亦难以调适;若绿色义务为独立的合同义务,则其请求权基础缺乏;绿色义务缺乏理论和实践乃至比较法参考经验,则在司法实务中难以保障稳定公正的裁判。因此,必须从立法、守法、司法等方面对绿色义务如何实现进行体系性的梳理:应在民法典合同编编纂中科学合理设计绿色义务的具体规则,或明确将绿色义务确定为附随义务或单独设置绿色义务规则体系,并且设置转介条款将资源环境测定等专业问题交由环境法协同解决;加强对绿色义务进入合同领域的宣传普及,并配套绿色义务相关辅助实施机制,促进权利型绿色守法;加强对自由裁量权的约束,确立关于绿色义务的裁判标准,并逐步形成司法解释、指导案例等司法指引,以促进相关案件的高效公正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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