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大数据时代关于网络平台数据的纠纷日益增加。解决数据纠纷进行数据权利保护要对网络数据归属问题进行明晰。网络平台数据指网络平台中的事实信息及行为信息,根据可识别性、数据主体、加工程度、收集方式等指标,可以将其分为个人数据与非个人数据;用户数据、企业数据与公众数据;基础数据与增值数据;主动留存数据与被动采集数据等,通过对数据分类的讨论可以发现数据的属性与分类高度依赖于具体场景,在特定场景下原本看似清晰的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大数据时代关于网络平台数据的纠纷日益增加。解决数据纠纷进行数据权利保护要对网络数据归属问题进行明晰。网络平台数据指网络平台中的事实信息及行为信息,根据可识别性、数据主体、加工程度、收集方式等指标,可以将其分为个人数据与非个人数据;用户数据、企业数据与公众数据;基础数据与增值数据;主动留存数据与被动采集数据等,通过对数据分类的讨论可以发现数据的属性与分类高度依赖于具体场景,在特定场景下原本看似清晰的划分也可能产生转换。基于数据对场景的高度依赖,结合个人隐私保护领域的场景化理论,提出场景化归属规则——对数据的性质和类型的认定要基于数据收集和使用的具体场景来进行,以各方主体在具体场景中的合理预期来判定数据的归属、确认各方是否享有某项数据权利。对网络平台各主体的主要数据权利及之间常见典型的权利冲突加以梳理,结合案例,分析四大单一归属规则:数据归用户个人所有、数据归数据平台所有、数据由用户与平台共有、数据归公众所有在数据权利保护与数据纠纷化解上的不足。在此基础上,讨论场景化归属规则对解决数据权利冲突的优势。至此,相比于原有的单一归属规则,场景化归属规则是既响应现实需求又具有理论优势的归属规则。基于我国立法与司法实际同时参考域外可借鉴经验,提出以情景化归属规则为指导的制度构建建议。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与美国《消费者权利保护法案》都能给我国的制度构建带来一定的启发。制度建设与完善的基本原则包括注重顶层设计,明确场景导向,同时兼顾促进数据流通以响应时代趋势。在具体建议层面,建议实行风险分级与访问权层级化限制,区分场景设置不同同意规则,在数据处理中以“场景授权”代替“知情同意规则”,同时基于场景设置权利负面清单。在司法上建议以场景为导向,关注个案中的权利平衡,以个案从下而上的推动规则的完善。此外建议通过增强行业自律并建立公私合作机制作为辅助情景化规则的制度补充。
其他文献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推动生产力与经济发展、加强世界各国紧密联系的同时,其负面效应也日益凸显。为了应对全球化发展困境与挑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贸易政策、移民政策、意识形态、全球治理等方面进行再调整,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对逆全球化思潮进行深入分析首先要从全球化及其基本特点、全球化的历史发展与现实困境以及逆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思潮概念以及逆全球化思潮产生的原因进行梳理。贫富分化与经济发展难题,民主困
自谷歌公司与冈萨雷斯案后,被遗忘权正式确立,被遗忘权实现了从理念到理论,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被遗忘权自提出以来,伴随的争议从未间断,承认被遗忘权,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言论自由和公众知情权等权利的实现,进而影响互联网产业的发展,但它们之间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不能据此而摒弃对被遗忘权的研究。被遗忘权是以能够识别信息主体个人特征的个人信息为客体,虽然部分个人信息具有财产属性,但其更多的是承载信息主体
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果,家政服务业也在不断发展壮大。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和全面二孩政策的实行,家政服务业必将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然而,目前我国家政服务业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存在很多问题。为促进家政服务业的规范化发展,国家及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然而从实际情况看,政策效果甚微。显然,是政策执行环节出现了问题。为了解政策执行环节出现的具体问题,本文要对家
2019年是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党中央和政府始终把脱贫和“三农”问题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2020年我国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这意味着我国现有扶贫标准下的绝对性和区域性贫困消除,但并不等于农村相对贫困的终结,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分化问题仍然突出,巩固脱贫成果和衔接乡村振兴任务依然严峻。产业扶贫极具中国特色,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之本,也是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抓手。J县是我国贫困地区的脱贫
在我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公司一直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若想要在市场经济中正常开展活动,公司既应该符合法定的市场准入条件,意图退出市场也要合法有序。但是现实中,存在诸多公司应当清算而不清算,对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产生了极大的损失和伤害,不利于整个经济的平稳运行。面对实践中的这种状况,我国法学理论和实务各界工作者们都逐渐认识到清算义务相关问题的研究是极其重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国家的法律制定者在设
做好就业援助工作,帮助困难群众实现充分就业,是公平正义和社会进步的直接体现,受到全社会的关心关注。伴随我国就业援助和公共就业服务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L市就业援助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可喜的成绩,但仍存在一定差距。首先,新旧动能转换不断提速,落后产能加快淘汰、传统就业岗位趋于饱和,低端岗位挤出效应明显,弱势群体就业空间不足。其次,面对新型就业形态纷纷涌现,灵活就业等形式日益丰富,当前的就业援助服务还
继传统的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之后,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各类新型存储与运算分析技术为依托的数字经济成为了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大数据与量化分析得到广泛商业化运用的今天,数字经济已开始向数据经济进阶升级。在此过程中,一批以互联网数字平台为载体,广泛开展数据收集与算法分析并以此指引创新发展的数据驱动型企业异军突起。受庞大数据量与强大分析能力的支持,此类数据驱动型企业展现出了极其可观的市场力量,也使得寡
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未备先老”、“未富先老”等问题凸显,如何妥善应对“银发浪潮”,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体系,是当前我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催生家庭结构新变化,家庭“小型化、核心化”趋势明显,“4-2-1”结构型家庭不断增多,成年子女工作繁忙和代际关系的转移导致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机构养老的“院舍化”弊端和有限的服务资源等问题逐渐显现
夫妻在离婚协议中赠与子女财产条款的性质和效力,应当从内部与外部两种不同的维度进行判断。从内部维度来看,夫妻在离婚协议中的财产约定具有整体上的牵连性,不应当将其认定为赠与合同,不能适用赠与合同之任意撤销权的规定,其出于整体性也不能被任意地解除或撤销。对于其中涉及到子女的权利问题,夫妻双方在离婚协议中为其设定权益,出于保护其利益的需要,有必要参照适用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法律规定,赋予子女请求一方或双方履
电商平台凭借大数据技术掌握了海量用户信息,通过分析用户信息可以判断不同用户的经济承受能力,进而实施定价差别化策略,以此获得更多的利润。电商平台定价差别化行为是否违法不可一概而论,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电商平台定价差别化行为是企业营利的手段,在合理范围内实施是合法的行为。若定价差别化行为隐瞒实情,暗自根据消费者经济承受能力改价以获取不正当利润,则是违法的行为。电商平台定价差别化行为目前还缺乏统一的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