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相关政策的提出对企业的差异化发展战略提出了要求。例如2018年提出的“新基建”政策,其主要特点是发力于科技端、注重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经济的刺激。可以预见,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国家将大力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包括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的发展。然而这类企业要想取得长远的发展,在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必须进行不断的创新,而创新往往又意味着需要采取与同行业企业具有差异化的战略。然而,差异化战略带来的结果不可预测,现实中的案例表明,其可能给企业带来意想不到的成功,也可能带来极端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以“最优契约理论”为基础的高管薪酬契约将会给高管薪酬带来风险。基于此,本文将企业战略差异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联系在一起,试图探讨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系。本文选取2007-2018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企业战略差异度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本文先是使用混合OLS模型对数据全样本和区分企业战略差异程度的子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紧接着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企业战略差异度的替代性变量以及差分模型对假设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再通过进一步研究,探讨企业业绩变化方向、产权性质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存在的结构变化问题。通过实证检验,本文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随着企业战略差异度的提高,高管更倾向于运用管理层权力影响薪酬契约,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2）企业战略差异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的负向影响,在企业业绩下降时相比企业业绩上升时要显著;（3）由于国有企业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责任,对高管的评价不仅仅依托于会计业绩,故当企业战略差异度越高时,国有企业高管更加不倾向于将自己的薪酬依托于企业的会计业绩评价上,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比非国有企业要低;（4）企业战略差异和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存在结构变化,进一步说明唯有当企业战略与同行业其他企业存在较大差异时,其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才会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的创造性成果主要来自以下方面:（1）丰富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和企业战略差异这两个领域的研究。目前关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已十分丰富,而本文则丰富了企业战略差异的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为其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2）创新性地将企业战略差异和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直接联系在了一起。在当前鼓励企业创新、进行多元化和差异性发展或战略实施的实际背景下,探索企业战略差异究竟会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产生什么影响,可为企业对高管如何制定合理的且有激励作用的薪酬契约以及相关监管部门如何更有效地对企业高管的监管提供参考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