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指出,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因素,为此应当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进而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在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实体部门空心化运转及金融危机等现象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近年来随着经济的结构性转型,实体企业的资本回报率不断下降,与此同时金融、房地产等热门行业的回报率高企,实体企业试图向虚拟经济中投入资金进行套利以获取利润增长。至今为止,实体企业金融化是否导致实体经济被“挤出”,抑或是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蓄水池”,其驱动因素、逻辑内涵、影响后果等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研究,这些问题对于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实现稳定平衡、相互促进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以2008年至2019年A股所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实体企业金融化为研究视角,以非效率投资占比作为实体企业投资效率的度量指标,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蓄水池”动机和“市场套利”动机出发,研究其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机制。本文同时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门槛效应和异质性进行了探索,加深了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后果的理解。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实体企业金融化和投资效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适度金融化会对实体企业的投资效率产生促进作用,而过度金融化则会对实体企业投资效率产生抑制作用;（2）实体企业金融化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代理成本影响投资效率。适度金融化时,“蓄水池效应”占据主导作用,流动性储蓄行为放缓了融资约束;过度金融化时,“挤出效应”占据主导作用,短期内的逐利行为提高了代理成本;（3）实体企业金融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规模较大、成长性较高、产品市场竞争度较高的企业进行金融化投资时,会对其主营业务产生挤出,抑制企业投资效率;（4）相对于国企和无金融背景CEO的企业,民企和有金融背景CEO的企业进行金融化投资,对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工具变量法等缓解内生性等问题,得到了较为稳健的结果。本文的成果拓展了金融化以及投资效率的相关文献,清晰界定了企业金融化行为的边界,为实体企业金融化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为我国应对脱实向虚趋势的政策制定以及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的政策目标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