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现象，对中国文学也有广泛深刻的影响。本文力图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特别是他与中国文学关系的角度，来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义。因此，本文关注的主要有两个问题，首先是他的创作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问题，即译介学；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又产生了第二个问题，即主题学。第一章名为译介学研究，它包括三个部分。一是翻译史的简述。1907年至2002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将近一个世纪间，其作品共有200多部（次）被译为中文发表，可谓成就斐然。二是对这段历史的简要分析和总结，并通过某些译本的比较，看看取得了哪些成果。事实表明，中国早期的翻译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了解还太少，翻译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而当代的译者，一方面倾向于“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意义，另一方面对中国文化也越来越自信，常常用一些纯粹中国化的词语翻译纯粹外国的事物。三是对上述翻译历史和翻译成果的文化阐释，首先是政治和美学的阐释，由此探讨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和中国的审美传统对文学翻译的影响。在译介过程中，翻译家作为文化精英对翻译的选择，除了受到一般社会思潮的影响和翻译理论的制约外，还受到“赞助人”的制约，首先是政治制度是否自由的问题，其次是经济条件（市场收益）是否赢利的问题。第二章名为主题学研究，重点阐述三个问题，一是性问题，二是家庭问题，三是知识分子与民间问题。性爱是古往今来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广泛涉及“俄底浦斯情结”“恋妓情结”等问题，显示了作家深受“男性话语”权力的制约。但他对性爱的心理和文化因素作了深入的探讨，确认“性”既是一种创造的力量，蕴涵着巨大的生命力，也是一种毁灭的力量，足以造成犯罪，同时，社会的或信仰的堕落又会造成性的毁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性爱观深受基督教传统的影响，但与中国文学有广泛的可比性，通过陀氏与中国作家们对性爱问题的不同处理，可以开拓我们的艺术视野和文化视野。家庭是数千年来文明社会的基本细胞，稳定的家庭结构在封建的宗法制时代起着支撑社会稳定的作用。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传统的稳定的家庭正在迅速瓦解，沦落为“偶然的家庭”：家长权力跌落，家庭关系包括夫妻、父子、兄弟关系都变得极为紧张，相互理解的家庭成员变成了陌生人，仇恨代替爱成为他们的情感基础。在中国文学中，从《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红楼梦》直到巴金的《激流三部曲》，都生动地表现了传统家庭沦落的过程。妇女们追求独立自主的地位和权利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文学作品中，“偶然的家庭”要比常规的（传统的）家庭更能反映社会的面貌和人的精神世界。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处于腐朽残暴的专制制度和贫穷愚昧的农民大众之间，极力寻找解决社会黑暗的出路，由此产生了倾向与西方化的西方派和倾向于民<WP=5>族传统的斯拉夫派。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时代的高度，一方面号召扩大教育来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消除愚昧，另一方面坚决反对脱离民族传统的西化主张，坚决要求脱离了民众的知识分子（主要是贵族）回归俄罗斯民族土壤，由此提出了他的“土壤理论”（或称为“根基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不仅在政治上为那些丧失了“言说能力”的民众说话，文化上倡导俄罗斯的民族特性（正教、专制、民族精神），而且在美学上强调“民间”的审美价值。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使他的作品弥漫着浓重的大地情结，那些虔诚的基督徒、寺院的长老和民间朝圣者的形象在他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民间传说中的魔鬼的形象也具有“大智慧”，而所有脱离民间者都走向堕落、死亡。中国知识分子这样处于最高统治者和下层民众之间，而且往往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也有许多探索知识分子问题的。因此，探讨中国知识分子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知识分子区别和联系，探讨他们对于民间的不同态度，不仅对于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必要的，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使命也会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