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世界发生的三大政治事件都指向一个主题:在发达国家广泛支持下，各国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利用民族区域自治兴起新一轮的分裂活动，对所有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构成严重威胁。中国的民族问题治理被置于一个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民族关系变化呈日趋复杂化趋势，民族问题对国家建设的影响日趋凸现，并直接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提出了严峻挑战。　　挑战急需回应。但有效回应的前提是人们的智识必须触摸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真实，对制度的现实运转状况有全面的了解和客观的评估。“制度设计论”与“制度运行论”是目前学者们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研究的两种取向，但无论是“制度设计论”还是“制度运行论”都有一个共同的不足，即缺乏对少数民族行动的分析。事实上，少数民族在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体，少数民族行动是在政府力量之外维护民族自治地方社会稳定、推动少数民族权利发展的重要因素。因而，本文在“制度设计论”与“制度运行论”基础之上，从制度运行的视角出发，试图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运行过程进行全整性研究，尤其是从自下而上的视角考察少数民族是如何通过塑造公民行动来参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践过程。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中，无论是以《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为中心的“制度设计论”，还是以“自治权”实现为中心的“制度运行论”，它们都不能恰切地分析和诠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运行过程。因而，诠释该变化和探索其中的规律，弄清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运行机制对于民族自治地方稳定和少数民族权利发展的现实影响，是汉语学术界理应作出的担当。　　基于此，本文以贵州Z自治县为例，力图通过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运行机制的分析，证明其对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政治权力秩序“超稳定”延续的支撑作用。并试图通过这种研究，来回应这样几个问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什么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运行得相对平稳和顺畅？运行机制如何？即在制度困境下，少数民族为维护自身权利和利益是如何经由主体实践与政党和国家进行互动？进而推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平稳运行，维系民族自治地方的和谐与稳定。　　通过深入研究，笔者发现，在制度运行过程中，制度与行动者之间是互嵌关系，行动者虽然受制于制度空间，但行动者的积极行动依然是使制度得以运行和健全的关键。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践运作来看，其运行机制包括三个方面:政治调节机制、社会黏合机制和文化润滑机制。首先，“三位一体”既定体制下以族群关系为基础的非正式规则是制度运行的政治调节机制。“三位一体”体制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运行遭遇制度困境，而少数民族为维护自身权利和利益所运用的非正式规则在某种程度能突破这一困境并推动制度平稳运行。其次，政治、经济环境下NGO的介入是制度运行的社会黏合机制。新兴的社会力量如布依族学会作为少数民族团体参与到“自治”过程中，改变政治力量对比，使制度不断获得合法性并顺利运行。最后，“三元认同”的同构则是制度运行的文化润滑机制。少数民族对政党、民族和国家“三元认同”的一致为制度的平稳运行提供文化心理基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平稳运行的内在机理在于:政治调节机制让刚性制度获得弹性活力，在制度运行中充当“调节剂”;社会黏合机制提供制度之外的社会支撑，成为制度运行的“黏合剂”;而文化润滑机制则夯实了制度运行的文化心理基础，是制度运行的“润滑剂”。三者并存发展呈现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运行的真实图景。　　历史与现实告诉人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党和国家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是当代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运行过程中，政党通过“党管干部”、“党组设置”等方式来实现对民族自治地方的领导;国家通过对民族地方的治理实现政治整合，而少数民族在治理过程中则获得权利的主张、尊重和实现。政党、民族、国家三者共存共赢，推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平稳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