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并购是资本扩张的重要手段和企业迅速成长的基本途径，自19世纪末以来，全世界相继发生了六次公司并购浪潮，对推动世界经济的向前发展有重大意义。跨入21世纪后，我国的并购活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无论规模还是数量都屡创新高，并购已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加快企业国际化步伐的助推器。处于经济转轨期的市场体制和政府职能定位决定了政府干预是我国企业并购市场的重要特征。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并购市场的政府干预在动因、方式、效果等方面都有自身的特点。而政府干预的特点又是由我国政府在企业并购中的职能定位决定的。在新一届政府将政府职能转变作为开局大事，以简政放权为突破口的背景下，对我国并购市场中政府的行为边界、干预效应和职能定位的研究，已更具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公司并购和政府干预理论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借鉴比较经济学研究方法对比分析了中外企业并购和政府干预的发展史，遵循结构主义学派“动因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绩效”的论证框架，对我国政府干预并购的动因、制度背景、行为方式、行为特征和绩效进行全面解析，并在总结并购中政府职能错位的现象和发生机理后提出合理化政策建议。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本文首先整理和介绍了公司并购和政府干预的概念和理论发展，回顾梳理中外的历次公司并购浪潮以及政府干预公司并购的政策行为演变，同时比较分析各自的特点。随后，从多个角度分别总结分析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政府干预并购的行为动因，通过比较的方式揭示剖析不同制度、社会环境下政府行为的具体动机。通过产业组织理论的介绍明确了政府干预行为的理论基础后，着重分析我国公司并购中政府干预的特殊制度背景和原因，梳理总结我国政府干预并购的阶段性行为方式和四大行为特征。最后阐释了存在国有企业“准并购”和政府行为“诺斯悖论”现象的情况下，政府干预无法真正实现并购的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原因。大量的理论分析后，有个问题应运而生：实证中政府干预行为究竟会产生怎样的经济后果呢？本文选取了2007～2009年期间发生于沪、深股市的110起并购事件作为研究样本，利用DID分析法，选择资产周转率、营业利润率等12个变量分别进行回归。实证检验结论表明地方政府干预的企业并购绩效在回归结果显著的资产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托宾Q三个指标上表现均较差，说明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地方政府干预的企业并购绩效均差于非地方政府干预的企业并购绩效。最后，本文总结分析了我国政府在公司并购中发挥正面效应的职能定位和存在的职能越位和缺位的现象。再深入阐析政府职能越位和缺位的发生机理。在明确我国政府合理有效干预公司并购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从市场化主体培育、市场环境建设、社保体系完善、消除歧视、产权保护五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