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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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安地处黔、滇两省交界处,是古代由湖广横贯贵州通往云南的滇黔驿道南大门,交通、军事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元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改普安路总管府,隶属云南行省。明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废普安军民府,改为普安州。清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升为直隶州,十六年(公元1811年)改为普安直隶厅,隶贵西道。贵州普安地区志书,明清两代凡四修。一为永乐十六年(公元141年)纂修的永乐《普安军民指挥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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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安地处黔、滇两省交界处,是古代由湖广横贯贵州通往云南的滇黔驿道南大门,交通、军事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元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改普安路总管府,隶属云南行省。明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废普安军民府,改为普安州。清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升为直隶州,十六年(公元1811年)改为普安直隶厅,隶贵西道。贵州普安地区志书,明清两代凡四修。一为永乐十六年(公元141年)纂修的永乐《普安军民指挥使司志》(已佚)。二为高廷愉据沈勖旧志稿纂修、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成书的《普安州志》十卷。三为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成书的《普安州志》二十六卷。四为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由时任同知曹昌祺修、覃梦榕、李燕颐分纂的《普安直隶厅志》二十二卷。普安直隶厅的重要地位,需要编纂地方志以供资政者参考;清代方志编修的兴盛以及贵州方志普遍编修的背景,为光绪《普安直隶厅志》的编修创造了良好条件;普安地区的相关志书嘉靖《普安州志》、乾隆《普安州志》为光绪《普安直隶厅志》的编修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而乾隆《普安州志》存在的种种不足,则成为光绪《普安直隶厅志》编修的直接动因。光绪《普安直隶厅志》正是在咸同贵州各民族大起义之后开始编纂,社会趋于稳定,经济文化亦开始复苏,为新志的纂修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通过广泛地收集材料和深入考证,光绪《普安直隶厅志》主修曹昌祺、石廷栋,分纂修覃梦榕、采访朱大韶的生平活动能够考查清楚,但其他人物还有待于将来进一步充实完善。光绪《普安直隶厅志》在纂修时广泛采用了嘉靖《普安州志》、乾隆《普安州志》、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万历《黔记》、嘉靖《贵州通志》、乾隆《贵州通志》、咸丰《兴义府志》等相关志书。通过详细的文献资料来源对照,可见光绪《普安直隶厅志》对已有志书有沿用、有删减、有增补,比之前志书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全面,做到了后出转精。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因删减不当影响文献史料价值的问题,在使用时仍有考查其资料来源的必要。光绪《普安直隶厅志》虽编修时间晚于嘉靖、乾隆两部州志,但记载内容丰富,体例完备,是清代普安地区编修较好的一部厅志。光绪《普安直隶厅志》的体例在嘉靖、乾隆《普安州志》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新,更为完善和合理。特别是气候、插花、土司、师旅考、学额、贡法、考棚、书院、税课等类目的设置,更符合清代普安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的特点,更能反映出清代普安地区特殊的政治和军事地位。从整体上来看,光绪《普安直隶厅志》体例与道光《仁怀直隶厅志》《松桃直隶厅志》体例大同小异,反映出乾隆《贵州通志》对三者的体例影响之大。但是三志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体现出因地制宜的特点。光绪《普安直隶厅志》是黔西南地区唯一一部直隶厅志,对地区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影响。其大量记载和收录黔西南地区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民族、人物、艺文等方面的资料,留下了很多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可备征考,以补前志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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