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董事制度是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监督制度之一,独立董事通过参与董事会议案来监督股东和管理层行为并提出决策建议,以此来影响所任职公司的发展。然而独立董事是否真正独立一直备受争议。在现实中,除血缘关系外,由地缘、学缘及业缘形成的社会关系往往是一个更大的社会网络,这些关系可能会对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为了确保董事会成员出席参加董事会会议,国内上市公司更愿意聘请本地任职的独立董事。因此有学者关注到了本地任职对独立董事履职效果造成的影响。而关于独立董事本地任职的研究大多围绕独立董事地缘关系对企业行为如违规行为、代理成本等的影响,围绕地缘关系对独立董事实际决策的影响探讨较少。因此,为了探究独立董事地缘关系对其履职效果产生的影响,本文以独立董事的表决结果为依据,探讨独立董事本地任职对异议行为的影响机制。在理论基础部分,本文回顾梳理了独立董事个人特征和独立董事异议行为等领域的国内外文献,依据社会关系网络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了产权性质和政治关联对二者关系的影响机制。在实证检验部分,本文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Excel和Stata等统计软件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以及回归分析等,检验独立董事本地任职与独立董事异议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关联、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最终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独立董事本地任职对其异议行为具有负向作用。由于地理邻近性,本地任职的独立董事与公司管理层在长时间的交往和接触下使独立董事陷入“人情”圈子和社会关系网络;并且经常在工作上的互动使独立董事对自己所处的群体产生认知上的认同,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独立董事履行职责的独立性,进而减少了异议意见的发表。第二,政治关联增强了独立董事本地任职对异议行为的负向影响。政治关联加大了本地独立董事的“人情”圈子和社会关系网络,并且有政治背景的独立董事大多依靠关系资源进入董事会,缺乏专业的监督能力,进而更加削弱了本地独立董事的监督效果。第三,与非国有控股公司相比,国有控股公司缓解了独立董事本地任职对异议行为的负向影响。国有控股公司的内外治理机制更完善,且独立董事在国企任职过程中受到的监管和关注更多,从而加强了本地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使其能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能。本文的研究贡献体现在:第一,以往文献大多通过独立董事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来间接判断本地独立董事的履职有效性,而独立董事想要对公司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必须要参与到董事会的决策讨论中,因此仅仅关注其对公司经济行为的影响,作用机制太长。本文以独立董事的投票结果为研究视角,更加直接地反映了本地独立董事的履职有效性。第二,过去对上市公司本地独立董事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本地任职为独立董事带来履职优势展开论述,没有考虑到本地任职可能给独立董事带来其他影响。本文基于中国典型的人情社会这一背景,从“灰色董事”的视角探讨独立董事地缘关系对其履职效果的影响,丰富了独立董事本地任职的相关研究。第三,为更加全面的分析本地独立董事的履职效果,本文也探讨了政治关联和产权性质在独立董事本地任职与异议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丰富了本地独立董事履职效果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