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形式上的“文白转换”，决定了现代文学迥异于传统文学的根本特征。以“言文一致”为目标，并将恰当、精确、真实设为理想标准，现代文学确立了以白话为基质的新型文体格局与创作倾向。但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新兴时代思想观念与文学语言自身规律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有关语言的三场重要讨论，即五四时期“文白之争”、三十年代语言“大众化”讨论、四十年代“民族形式”的论争，则是对上述过程的集中体现。对现代文学发展中语言论争的整体研究，就成为我们进入现代文学本体研究的重要渠道。 本文以上述三场语言论争为研究对象，重点梳理了历次语言论争的缘起、发展及其阶段性成就，总结了论争中的焦点问题及其理论依据，并对论争中所体现的语言观念在文学创作中的实际运用情况进行了考察。由此认为，现代时期语言论争的发生发展，乃是文化转型观念、阶级观念、民族意识等三种新兴现代观念及文学语言自身规律等因素相互碰撞、融合、调整的结果。在此基础上，白话确立了独有的属性与特定的标准，并被运用于新文学的创作实践。这推动了现代文学文体格局的确立与发展，形成了现代文学语言特有的表达模式与发展方向。 在“文白之争”中，白话由于形式简易、表达便利，有助于理性思维方式的形成，而被赋予了承担现代文化转型的重要使命，从而使“文白转换”的过程成为多种新兴思想观念的积聚体。而现代白话被用作新文学的载体，则推动了现代文学文体格局的形成。随着阶级观念及政治意识形态对新文学的持续渗透，知识分子关注到了现代白话因过度“欧化”及“文言化”而导致的对文学受众的脱离，由此展开了语言“大众化”讨论，进而确立了要求文学语言接近大众日常用语的新取向、新标准。白话的“大众化”体现于文学创作中，则使文学的现实反映功能得到了强化。随后，不断发展的抗战局势，推动了民族意识的强化，则又赋予了现代白话对确立“独立性”、“统一性”的“民族语言”的时代使命，使现代白话更为关注方言土语、民间文艺用语的艺术表现力，更强调以“口语化”的语言风格，增强文学在广大受众，尤其是农村群众中的普及度与影响力。农村新通俗小说在四十年代创作热潮的兴起，则成为这一语言观念的实践验证。现代白话“民族化”特征的确立，一方面是对初创时期新文学之启蒙使命的内在延续，同时也是对现代白话自“文白转换”实现后，一直未能解决的某些语言问题所进行的实际调整与适当规划。在民族意识的整合作用下，现代白话被构型成为统一简明的书面语工具，从而使其对于民族文化建构的现代使命基本得以完成。 正是由于白话建构与现代文学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使得语言论争成为了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现象。它不仅是文学史叙述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其自身的理论架构与观念演变，对于文学史建构模式与叙述方式的形成，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作用。在现代文学发展中的语言论争，蕴含了丰富的有关文化转型的观念与认识，构成了此后研究者重要的观念背景，并进一步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阐释途径。同时，语言观念的发展流变，还经由文学观念的渗透，影响于文学史对语言论争这一特殊现象的叙述方式，体现出语言观念、文学观念、文学史观念间的复杂互动。本文对语言论争的本体研究及方法论作用的考察，使语言论争在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的根本意义得到了充分展示。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学术界对语言与现代文学关系的考察，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