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自二战结束后针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大量的经济制裁,但是,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在经济制裁问题上与美国产生了严重分歧。美国擅长的初级经济制裁的效果由于盟友既不参加也不支持的态度大打折扣。20世纪70年代阿拉伯国家联盟对以色列的次级经济制裁引起了美国的关注,并在此之后,美国的域外经济制裁呈现出以次级经济制裁为主的趋势。以“域外管辖权”为基础,通过金融制裁、投资禁令、旅行禁令、资产冻结等等多种制裁方式对目标国以外的第三国个人和实体进行大面积制裁。也正是这种环境催生了阻却机制,各国相继构建阻却机制阻却美国次级经济制裁对本国的经济影响。但阻却机制的出现也带来了诸多争议,国际法学者对其国际合法性问题及实效性问题给予了大量关注。阻却机制是否符合国际法,应当依据《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规定的三种正式的国际法渊源即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合法性分析。阻却机制没有违背《联合国宪章》、其他多边、双边条约的义务,符合国际条约对它的义务要求。而从国际习惯来看,阻却机制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满足习惯国际法对反措施、国家管辖权、以及国际人权保护的规定。从一般法律原则来讲,阻却机制也符合司法拒绝原则的适用,具有国际法上的合法性。对于不少学者提出的有关阻却机制的实效性问题,首先需要澄清的是,阻却机制的实效性及阻却机制的效果并非同一含义。“效果”一词侧重于评价阻却机制对社会的实际影响;实效性则侧重阻却机制对社会发生的客观影响或效应,重点关注阻却机制的实际效果。阻却机制一经实施就具有实效,但这种实效可能会受制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致使其不能完全符合阻却机制之目的。如阻却机制实施的政治化、监管体系的缺位、司法救济制度的形式化等均属于制约因素。这些制约因素在阻却机制实现其实效性的过程中制造了较多的困境,具体表现在未能迫使美国彻底停止实施次级经济制裁、未能完全消除次级经济制裁在本国的持续性影响以及可能让本国个人和实体陷入“霍布森选择效应”。但是,阻却机制的实效性困境并没有导致它失去存在意义,相反,通过分析这些制约因素的产生原因,可以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对策,逐渐完善阻却机制,最终从困境中破茧而出的新的阻却机制将更加具有实际意义,也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较为宝贵的参考经验。域外国家阻却机制暴露出的两大共性问题,对于我国阻却机制的完善来说无疑是宝贵的经验。首先,我国颁布的《阻却办法》存在诸多不足,处于构建初期的阻却机制也存在许多的制度缺失与不足。这种缺失与不足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一般性问题,另一种特殊性问题。一般性问题即域外国家阻却机制均存在的问题,如阻却机制的实施问题、司法救济制度的设置问题;而特殊性问题是指在我国特有的问题,如效力位阶问题、行政救济问题。针对一般性问题,基本可以参考域外国家阻却机制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作出改进。但对于特殊性问题,需要以我国法律体系为基础,结合法条之目的创设新的解决思路。如联动贸易救济局搭建行政救济框架,给予行政相对人一定的经济补偿;建立司法性救济制度,缓解“三倍赔偿”和“追回制度”不足以保障受害者权利的窘境。对我国阻却机制的一般性问题和特殊性问题进行分析论证,逐步增强我国阻却机制之实效性,保障阻却机制之长效实施。确保做好顶层设计,为保障我国主权权益及社会、个人利益做出合理的安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