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起,政府提出了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经济新常态发展模式。在经济新常态下,钢铁、电解铝等制造业的产能过剩,是阻碍经济转型升级的四大阵痛之一,去产能化迫在眉睫。从本文的产能利用率测度结果可以看出,2008-2018年期间,我国制造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均值范围为63.56%-73.88%,低于国际和国家的产能正常利用区间标准。提高制造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是目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如何从微观企业层面提高产能利用率,进一步解决国家产能过剩问题至关重要。阅读相关文献发现,体制扭曲下强制投资构成的资产锁定、前景行业和企业的资产专用性在“去产能化”产业政策的有效实施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表示在资产专用性强的领域,微观企业在产能治理的机制中可能发挥重要作用。由此,本文从关系型交易的视角出发,从企业为特定关系、特定生产进行的专用性投资入手,将专用性投资、信息透明度、差异化竞争和产能利用率纳入同一分析框架进行研究,这样做不仅可以丰富专用性投资、信息透明度、差异化竞争和产能利用率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也为提高微观层面的产能利用率、改进专用性投资结构、实施竞争战略和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提供政策建议。本文按照“构建理论机制——测度产能利用率——实证检验机制——提出政策建议”这一逻辑线索展开,在借鉴资源基础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以及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基础上,建立逻辑起点和理论框架。首先,构建专用性投资对产能利用率的理论模型,探究专用性投资和产能利用率的基本关系,研究差异化竞争在专用性投资和产能利用率之间的中介机制,揭示信息透明度在专用性投资与产能利用率之间的调节机制;其次,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测度制造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从时间、区域等进行结果分析;然后,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专用性投资对产能利用率的中介效应、信息透明度在专用性投资与产能利用率之间的调节效应;最后,提出结论和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基本回归结果显示,专用性投资不利于提高产能利用率。机制检验发现,专用性投资提高了差异化竞争程度,差异化竞争产生的负面效应抑制了企业的产能利用率。调节机制发现,信息透明度对专用性投资抑制产能利用率的现象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在异质性分析中,一是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专用性投资对产能利用率的抑制作用更强;二是通过区域划分样本,东部地区的专用性投资对产能利用率的抑制作用最小,其次是中部地区,最后是西部地区,并实证检验东部地区信息透明度的调节效应显著,而在中部与西部的样本中,信息透明度未在专用性投资与产能利用率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三是相较于小规模企业,大规模企业的专用性投资抑制产能利用率的作用更加明显。根据以上结论,政策建议概括如下:企业应制定专用性产能投资计划,建立与完善专用性投资退出机制;政府应根据微观主体制定相应政策。在实施差异化竞争战略时,企业应实时关注市场变化趋势,提高资产调整能力;政府要激励企业积极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通过低成本、大规模定制等形式实现差异化竞争。企业应强化信息披露意识,提高信息处理能力;国家应监管信息披露的质量,建立与完善信息披露评级制度,鼓励企业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有效减少市场的投资失灵和企业间的机会主义行为,进一步提高产能利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