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作为“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一直以来,人们都将他任诞的言行看作魏晋名士“玄心放达”的自然表现。实际上,阮籍任诞背后的意义远非“玄心放达”、“名士高标”、“特立独行”之类可以概括。论文以《世说新语》中的阮籍条目为基础,从三个纬度考察阮籍任诞放达的名士形象。从其仕历看:阮籍开始便与曹魏集团保持了距离,出仕司马氏亦是主动的行为选择。或疏离或出仕,皆源于他面临政治高压、历史大势所表现出来的敏锐政治洞察力与生存机智,而其意义不外乎全身保命而已。从其矛盾的言行看:阮籍一面高扬超脱逍遥、遗落世事,一面又按部就班、拜官执事;一面对礼俗之士大翻“白眼”,一面又与之和平共事;一面任诞狂放、毁弃礼法,一面又高举儒家仁义标准。他任诞的言行并不完全是“任性而为”,而是有分寸的、在司马氏所接受的范围内小心翼翼的任诞,是象征意义大于现实意义的“作达”而非真正的“玄心放达”,其行为的批判性力量由于事实上的政治依靠而变得极其微弱,甚或毫无意义,这也构成了阮籍灵魂痛苦的根源。从其《咏怀诗》诗来看:阮籍任诞的背后,其灵魂世界是极其矛盾与痛苦的。进不愿同流合污,退又不能敛迹韬光、了却尘念;无论是儒家理想还是道家理想,他都无法彻底担当或践行。夹缝中的生存,不仅令人战战兢兢,而且还得以牺牲理想信仰为代价。其内心悲苦自惭,却无从解脱。任诞的言行,不过是阮籍在那个以任情放纵为风尚的时代,为自己寻找到的一条宣泄苦闷的“合法”途径,也是他找回一点尊严,不着痕迹地与司马氏保持距离,维系内心平衡的唯一安全的方式。阮籍一生依违于可否之间,既不通脱、也不放达,不过是一个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性格耿介却惧祸求全、空有抱负却无力实现,在自惭苦闷中徘徊挣扎的失路文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