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正值现代转型之期,对中西文化的复杂心理与不同立场,令近代知识群体表现出了维护传统与反对传统的两种主流思想趋向。而作为“文化保守主义”代表登上历史舞台的“学衡派”,因其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与批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受到了学界研究的冷落。80年代解放思想的呼吁与“国学热”的兴起,令学界开始重新审视“新文化运动”带来的负面影响,作为反思“新文化运动”一方的“学衡派”也逐渐受到诸人关注,丰硕成果不断涌现。对“学衡派”在“新文化运动”中作用地位的认识,也逐渐转向其乃是在“新文化运动”背景下对主流话语起到一定制衡与纠偏作用的存在。两者同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现代性转型挑战的积极应对,观念分歧实属正常的学理之争。“学衡派”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典型代表,对民族传统尤其是儒家文化表现出了的强烈本位意识。其成员多为接受中西文化双重的新型知识分子,虽然在学术思想等方面存在具体差异,但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革新理路却可见得以传统为主脉的内在统一性。在近代中国双重文化危机以及欧战爆发致使“东方救世论”兴起的大时代语境下,他们对建构社会“现代性”路径所作的种种稳健思考与实践,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而言,无疑都极具参考和借鉴意义。本文即拟从“学衡派”对“新人文主义”的选择与阐释作为切入,在考察其与“新文化运动”关系的基础上,分析“学衡派”的文学观念及文化立场,或可为当下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诸多现代性问题,提供些许思考与助益。第一章主要是从“学衡派”的问题意识及其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作为切入,在对《学衡》杂志的主要人员构成与刊发文章类型进行简单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考察其在“新文化运动”思潮中对现代性路径选择及民族传统文化重释所作出的稳健思考。第二章则重点聚焦于“学衡派”在创刊之初即提倡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中西调和的文化视野。通过对“学衡”同人民族文化本位思想的个案分析,以及其成员对白璧德“新人文主义”西学资源的学习吸纳与有选择有改造的本土化移植,考察此学术群体在坚信中西与古今文化具有普世价值的基础上,通过选择之原则与节制之理念革新文化、塑造人格,以求“止于至善”的世界性、整体性、历史性的文化建构视野。本文的第三章则是以“学衡派”的文学观作为分析对象,具体探讨了“学衡派”融合中西的古典主义文学史观及以道德功用为核心的传统文学批评观。前者提出了文学表现人生的“摹仿论”,对“新文化派”的科学主义文学“进化论”与五四时期流行的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文艺观作出了严厉抨击。而后者则强调了文学的道德批评功用,提出了文学批评的美善标准及历史之眼光与中正之态度。而本文第四章的内容,则是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再做思考延伸。试图以整个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作为考察对象,以此智识群体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所表现出的异质与同质特征作为切入角度,在现代知识合法性建构任务的框架下,探讨“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立场冲突及思想论争。并从“文白论争”所体现出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抗拉锯,以及世界文化渐向多元的对话趋势,展望全球化浪潮下新世界秩序观的合理建构。五四时期乃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其中涌现的各文化学术团体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任务的要求下,为取得中国文化的合法发声权,发动了一场多维合力的思想启蒙运动。“学衡派”与“新文化派”作为“文化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阵营的代表,分别发表了“中西调和”与“全盘西化”的文化建设主张。在为现代知识合法性之再造思谋建构路径的同时,亦为新文化革新运动营造了多元而广阔的发展环境。可以说,“学衡派”在新文化激进浪潮下所做出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稳健文化思考,不仅为当时身为主流话语的“新文化运动”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平衡与纠偏作用,亦为后来者在应对社会现代转型任务下如何处理并阐释民族传统文化,提供了有益的资源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