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融入了国际分工和全球市场体系。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还比较突出,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过高。探讨经常项目失衡产生的因为及其有效的调整路径,将对促进经济内外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首先通过构建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两国内生增长模型,分析了资本利用效率、投资的调整成本、居民主观贴现率以及死亡率对经常项目余额影响。结果表明,经常项目持续失衡可以看作是国内结构因素变动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自然延伸。如果本国资本利用效率下降或者投资调整成本上升,均衡结果是本国的经济增长率和资产价格下降,经常项目改善,世界真实利率下降,而外国经济增长率和资产价格上升:如果本国储蓄倾向提高(贴现率或死亡率下降),均衡结果是本国经常项目改善,本国和外国的资产价格及经济增长率都会上升,世界真实利率下降。　　 然后本文利用跨国数据,从储蓄-投资视角对经常项目失衡的因为进行了实证分析。人口抚养比、金融发展程度、劳动生产率上升能导致经常项目盈余显著下降,而财政盈余、政府规模、贸易条件、原油消费的上升以及系统性银行危机将导致经常项目显著改善。分解结果进一步表明,1995-2006年期间对中国经常项目盈余贡献最大的三种因素分别为金融因素、人口抚养比和政府规模,而劳动生产率增长降低经常项目盈余的作用最明显。　　 本文还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多边和双边价格弹性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多边以及和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价格弹性在长期内基本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能够有效调节贸易收支；中国大陆和美国、台湾以及英国之间存在J-曲线效应,但对总体贸易而言,很难观察到J-曲线效应。　　 最后,论文采用含长期限制条件的结构VAR／VEC模型,分解了外生的相对供给、需求以及名义冲击对中国贸易项余额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从作用方向来看，正的相对供给冲击短期内能够显著缩小贸易项余额,相对需求扩张也有类似效果,而相对名义冲击则会改善贸易收支。从相对重要性上看，短期内相对名义冲击对贸易项的影响比实际冲击更显著。而对于上述三种外生冲击的长期影响,1985-1993年期间,由于人民币名义汇率长期高估,贸易项的波动主要受名义冲击影响,而在1994—2008年期间,相对需求冲击发挥了更大作用,能够解释60％左右的贸易波动,名义冲击影响降低,但仍然能够解释20-30％的贸易波动。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工作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　　 (1)将有限生命期界设置(Blanchard,1989)以及厂商优化投资行为(Abel和Blanchard,1983)引入了两国内生增长框架。在此基础上不但可以结合国际收支失衡的典型事实分析四种结构性因素对经常项目的影响,而且还能探讨经常项目调整时产出增长率、资本存量以及资产价格的动态。　　 (2)利用1980-2006年期间92个国家的数据,探讨了劳动生产率、金融发展等结构性因素对经常项目的影响。分析不仅刻画了各种因素对于中国经常项目盈余的相对重要性,而且还结合中国企业储蓄率高以及政府或国有企业在经济当中比重较高的事实,探讨了政府或国有企业规模对经常项目失衡的影响。　　 (3)使用VEC模型估计了中国的多边和双边贸易价格弹性。分析采用了以单位劳动力成本作为平减指数的人民币实际汇率季度指数。与消费者物价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或者进出口价格指数相比,使用单位劳动力成本能够从可贸易产品的生产成本一侧度量贸易竞争力,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克服内生性。　　 (4)利用含长期限制条件的结构VAR／VEC模型分解了1984-2008年期间相对供给、需求以及名义冲击对中国贸易项顺差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动态的影响,为后续发展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周期模型提供了实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