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作为人类所具有的一种指向他者的情感,体现着人之为他性的崇高一面,是形成社会性德性的基础。而针对同情问题所展开的探究,对于伦理学的研究以及对于当下人们的现实生活来说都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以“同情”这一概念作为核心来构架全篇。本文题目是《论同情》,主要是以“同情是什么”、“从何而来,如何发生”、“其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或说是具有哪些主要作用”三个问题而展开具体研究的。围绕这一系列相关主题具体展开为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古今中外存在哪些关于同情问题的论述即同情观的历史演变问题、同情概念的界定问题即解决“同情是什么”的问题、同情的存在与发生问题即解决同情“从何而来,如何发生”的问题、同情的价值分析则主要解决同情的“存在意义或具有的作用”问题。　　 人们对于同情问题的系统性探究虽然主要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但是在中西伦理思想史上,早就存在着关于同情以及相关问题的思想。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早在先秦时期孟子就在探究“仁之端”问题时提出了“恻隐之心”这一概念,认为“恻隐之心”构成了仁爱之德的基础,是人所天生即具有的一种“良知”、“良能”。而之后的儒者如程颐、朱熹、王阳明等都对此进行了阐发,特别是王阳明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良知说”,进一步深入地探究了“恻隐之心”的根源。而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则早在古希腊的悲剧、诗歌等等之中就存在着对于神、人所具有的同情之心的赞美,但是随着学者对于人之理性的日益强调,同情问题也就不再为人们所重视,更有学者将同情看作是“灵魂的纷扰”,对理性的烦扰,而同情则成为理性的对立面。而随着基督教神学对于仁爱之德的强调,人之情感也就再次得以凸显出来。特别是在近代英国学者沙夫茨伯利、哈奇森、巴特勒等对人之为他性情感研究的基础上,休谟、斯密则对同情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在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上肯定了同情所具有的道德价值,并详细地分析了同情与仁爱、正义等等德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在道德评价中所具有的作用。而这一时期的卢梭、叔本华等学者也都关注了同情问题,特别是叔本华则在批判康德理性主义道德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同情为研究对象的伦理学,并将同情看作道德的来源与基础、道德评价的标准。虽然现代的基督教学者舍勒在区分同情与爱的基础上批评了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同情伦理学,但这却不能否定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人类同情的探究在伦理学研究中所体现出的积极意义。　　 在系统地分析与梳理了古今中外所提出的同情思想的基础上,对同情的概念进行了具体的界定,认为对于同情的概念界定并不能通过简单的“是什么”的下定义方式来完成,而是要根据这一概念所涉及的具体层次作出具体的分析,给出描述性的概念界定。在本文中则针对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所提出的同情概念进行了总结分析,指出同情不但包括情感反应的心理层面是人所具有的一种心理能力,具体地以道德情感的形式展现出来,同时也包含着因情感反应所激发的努力解除他人痛苦的行为层面,即同情行为。而同情的心理层面则是实现由同情心理到同情行为这一过渡过程的基础,同情所具有的道德意义也就体现在这两个方面。而在此概念界定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深入地探究同情这一概念,还展开了对同情与仁爱、仁慈、怜悯之间关系的具体分析。　　 在解决了“是什么”问题的基础上,所要做的工作则是探究同情的何以发生以及如何发生的问题。本部分主要探讨了同情的存在基础以及发生条件和影响因素等问题。首先,探究了历史上所存在的关于同情存在基础的基本主张,即从人性论的角度而提出的以自爱或自私为基础的主张、从社会生活角度而提出的以共同生活为基础的主张以及从哲学角度而提出的以“一体感”为基础的形而上主张。认为对于同情的存在基础问题,三种主张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可取性,三种主张都可看作是同情的存在基础。但是在此基础上还要补充的一点则是相对于同情的自爱或自私基础而言,同情所具有的为他性则能够构成与人之自爱或自私本性相对立的一面而独立存在。而同情的发生条件则主要涉及到同情发生的神经系统、脑部控制情感的特殊区域以及基因等生理前提,正是这些前提为同情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而从具体的心理作用机制来看，同情则涉及到具体的心理功能,如注意、知觉、记忆、联想、认知、认同等,同情的发生是通过不同心理功能共同发挥作用的过程来实现的。而同情的发生还具体涉及到同情的激起问题,不但痛苦能够激起同情而且快乐也能够激起同情,但是相对于因快乐而发生的同情来说,基于痛苦的同情则更为人们所重视并赋予其以道德意义。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同情的发生还要受到各种具体因素的影响。从个体方面来说,个体的心理感受性、生活经历以及所具有的各种偏见都可能影响到同情的发生以及具体的作用过程;从社会方面来说,则涉及到具体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以及道德环境等因素;从关系层面来说,亲疏关系、远近关系、推理关系等等也都会影响同情作用的发生。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虽然对于个体而言,同情的发生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但从学理上来看同情的发生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其从何而来以及如何发生的问题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在具体分析了以上两个问题的基础上,我们也就要进入对同情之存在意义的价值分析与探讨中。首先,相对于人性自私说,同情展现了人之为他性的一面,构成了人之为他性的根源。其次,同情是社会德性得以形成的基础,正义、仁爱等等社会德性都是建立在同情基础上的。再次,在道德评价中同情也发挥着具体的作用,同情不但构成判断善恶的道德感的基础,而且还是道德评价所主要遵循的原则之一,即合宜性原则。而从叔本华的角度来说,同情还构成道德评价的标准,是判断行为道德与否的唯一标准。在具体分析同情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同情所具有的种种主要局限,如同情发生的偶然性、对象的特殊性以及其所可能带来的弱化生命的后果等等局限。有些道德理性主义者也从同情缺少理性作用的角度质疑与批判了情感主义者所赋予同情的道德价值,甚至直接否定同情所具有的道德意义。　　 在对同情问题所展开的具体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同情的价值限域以及当下的现实需要,提出了寻求普遍同情的要求。认为“普遍同情”这一概念,主要是基于对当下之共同痛苦的理性认知,而实现对一切他者的同情,即普遍同情,从而实现同情对象的扩展。而之所以提出这一要求则不但是因为当下人们所共同面对的种种环境危机、人际危机以及人生问题令人们陷入了共同的痛苦之中,由此也就有必要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能够消除“你与我”以及“我与他”相区别的对立关系的“普遍同情”之感;而且还是基于对“我”与“他者”之关系的认知的不断深入而被激发起来的,在“我”与“他者”的关系不断由认识论的“主客二分”关系而走向一种存在论的承认差异、肯定独立性价值的“共在”关系的这样一个过程中,人们所达成的共识也就为人与人之间一种普遍同情之感的建立提供了可能。而人与人之间一种普遍同情之感的建立则不但能够令人与人之间实现一种基于共同痛苦感受的“我们”的真正团结,而且能够令“我们”“在一起”勇敢地直面当下的种种苦难。而在具体结合当下现实需要的基础上,还可以看到人与人之间一种普遍同情之感的建立,不但有利于个体间关系的和谐,而且对于社会和谐或者说世界和谐理想目标的实现也具有着积极的意义、发挥着具体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