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四”始，短短三十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异彩纷呈，它的每一个变化和进展都与当时中国所发生的社会变动紧密相连，反过来，历史性的巨大变动则又丰富了现代文学的构成，是现代文学所要表现的主要内容，更对这三十年的现代文学的面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38年出现在战争烽火中的“桂林文化城”，是现代文学发展中不可缺失的一环。 1938年抗战烽火的全面燃烧，大片国土相继沦陷，因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方面的原因，大批文化人士“南渡”，云集桂林，与此同时，各种印刷文化和文化团体随着人的迁徙也涌现于桂林，刹那间，这个山水优美的寂寞之城变得喧哗与繁荣。 “五四”新文学在30年代就有了较为成熟的“城市文化”，上海与北京是其典型的代表。然而，相对于上海的浮躁骚动、北京的平和静穆，因战争烽火而形成的“桂林文化城”并不能归入“城市文化”一类，它更集中地体现出了“文学与政治、民族救亡”的关系和特征。 文化名人的汇集是其显著的特征。人的活动是构成“城”的重要因素。1938年的桂林实际还处于桂系军阀的控制之下，而桂系军阀与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则形成了特殊的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文化人士在这种法则的“文化场”中能够较为自由地活动，一时间，在桂林出版发行的书籍和报刊杂志等占全国发行量的三分之二以上。各种文化团体的活动也是盛况空前的，1944年春，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将此推向了高潮，成了“桂林文化城”标志性的活动。 1937的抗日战争的爆发，不仅仅意味着社会政治生活的巨大转折，更是一般人个人生活的动荡不安，以及由这些变化引发的人们情感和思维的诸多变迁。战争是现实而残酷的。战争是动荡、逃亡、物质匮乏、死亡、精神煎熬等等一切苦难的代名词。路翎在《财主的儿女们》中描写到：“这是一群人，是破烂、狼狈、疲惫而狂热，扫过每一个村庄。那些村庄是荒凉了，房屋倒塌，街上和空场上有尸体，野狗在奔驰。……静静在，梦幻般地开始行走，大家走动，跨过尸体，弹穴和乱石，走在荒凉、宽阔的沙滩上。在绝对的寂静中，大雪从灰暗的天幕飞落。……”千古以来，战乱所引起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悲惨凄凉景象的再现。战火中的贫穷中国当然是不可能支撑起一个庞大的贵族知识者层，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就被注定了要与使用双手的劳动者一样感受饥寒冻馁。安贫乐道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里的精神支点是道。对于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来说，面对难以生存的困境，依然斗争不已，支撑他们的精神支点则是民族大义，儒家报国救世情怀的集中体现。“桂林文化城”中的知识分子们自然也不例外。 论文试图通过对“桂林文化城”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回顾和分析，重新解读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特殊现象的形成，去把握因人的迁徙而形成了“城”，而“城”的空间法则给人带来了活动领域，“城”的特殊和人的现实困境、精神煎熬的呈现，两者互相纠缠所表现出来的个人命运和民族存亡之间不可分割性，使这段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心态有着较为独特的呈现。从而进一步凸显“桂林文化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谨希望能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