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国务院和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颁布了重新修订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该办法于该年1月1日在中央企业开始正式实施,强制要求所有中央企业开始全面推行EVA考核。即央企评估管理者绩效时,要综合使用会计利润和EVA,并且EVA占比要达到40%。截止2015年12月29日,EVA绩效考核被应用于国资委直接管理的中央企业中,且EVA考核的结果与央企负责人的薪酬、任免等直接相关。然而,考虑到我国不成熟的资本市场以及央企的特殊性,EVA考核的应用是否能达到价值管理的目的?能否引导央企负责人重新选择企业的管理方式?其实施的效果如何?中央企业在该方法实施之后其现金持有的价值是否会得到提升,进而达到提升其企业价值的目标?以及该方法是否适合在地方国有企业及非国有企业中广泛推行?这些问题都是亟待解决和考证的。本文借此机会,采用实证检验的方法考察EVA考核是否能够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以及能否通过抑制非效率投资行为进而提升企业的现金持有价值。在具体内容安排上,本文主要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绪论。本部分主要聚焦于本文研究背景,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意义,随后介绍了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并提出了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同时指出了全文可能的创新点。第二部分,文献综述。本部分主要从EVA考核、非效率投资和现金持有价值相关的国内外文献的分析入手,聚焦于非效率投资产生的动因、EVA绩效评价的产生、发展与应用及其对非效率投资的治理和现金持有价值三方面,基于此总结出以前学者的研究方向,并推敲出可供研究的新方面。第三部分,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本部分从基本概念界定出发,以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及融资优序理论为理论基础展开分析。同时结合我国企业的制度背景和之前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引出EVA绩效评价的实施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企业现金持有价值在我国央企通过使用EVA考核抑制非效率投资后的变化情况,最后提出研究假设。第四部分,研究设计。基于上文中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和研究现状的分析,以及提出的有关EVA考核、非效率投资、现金持有价值的相关假设,本部分主要包括样本和数据的选择,计量模型的设计和变量的选取。样本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直属的中央上市公司,研究期间为2009年至2014年,剔除金融类公司、ST公司和数据不全的公司后,共得到1144个数据样本。第五部分,实证检验。本部分以第四部分确定的样本为核心,使用数据处理工具数据的基本信息进行描述性统计,确定变量间不存在共线性关系,然后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经过验证,假设1第一部分成立,即EVA考核在央企的强制推行有助于抑制央企非效率投资,降低过度投资程度,但是投资不足情况反而加剧。假设2中,通过EVA考核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企业的现金持有价值明显得到提升;但是对于投资不足的央企样本,经济增加值考核的应用并没有通过降低投资不足行为而达到增加现金持有价值的目的。第六部分,研究结论与建议。基于前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本部分得出了研究结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结论的成因,总结出可能有所帮助的政策建议,同时反思本文在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希望对随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创新:(1)为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提升现金持有价值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在通过对相关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契约理论、自由现金流假说分析的基础上,论述并分析了 EVA考核、非效率投资和现金持有价值三个研究点间存在的递进关系。经过实证研究检验假设,为企业现金持有价值的提升提供了新的着眼点。(2)在实证检验的过程中加入中介变量。在考察EVA考核对企业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时,本文加入了中介变量OverINVt/UnderINVt。基于自由现金流假说,实施EVA考核可能会促使企业的负责人考虑股权成本,谨慎使用企业所持有的现金,从而提升企业现金持有的价值。因此本文加入该中介变量,对假设2进行实证检验,研究EVA考核的应用是否能够通过抑制非效率投资的方式达到提升现金持有价值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