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中国,究竟应给解雇权何种程度的法律限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理论问题,却也是一个无法回避而必须解答的现实问题。本文以权利平衡理论为指导,运用案例实证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研究解雇权法律限制问题。围绕在当下中国,究竟应给解雇权何种程度的法律限制这一核心问题,本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我国解雇权法律限制的历史考察。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解雇权法律限制经历了非常严格——相对宽松——更加宽松——相对严格四个阶段。用人单位解雇权法律限制的宽严变迁,主要是因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我国解雇权法律限制变迁的历史启示:一是解雇权限制应合理平衡效率与公平;二是解雇权限制的改革应立足中国国情。我国解雇权法律限制的现状分析。本文通过案例实证研究发现,我国解雇权的法律限制,在实体条件、程序条件、解雇成本三个方面,均存在限制过于严格或者过于宽松的问题。用人单位存在滥用或不当行使解雇权的情形,而司法机关对解雇权的控制也存在过于严格或者过于宽松的情形。解雇权限制中的权利冲突与平衡。从权利冲突的视角分析,当前我国解雇权法律限制存在问题,是因为司法和立法没有合理平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方的权利。当今世界,平衡用人单位的解雇权与劳动者的工作安全权,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工作安全权优先,对解雇权进行严格限制;一种是解雇权优先,对解雇权进行宽松限制。一个国家选择何种平衡模式,深受其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司法和立法对解雇权的控制,应坚持权利相对优先、权利动态平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解雇权的实体条件限制。在案例实证研究、域外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司法机关对解雇事由的审查,应根据不同的情形,合理平衡用人单位的用人自主权与劳动者的工作权。我国立法应降低解雇事由的刚性,增加解雇事由的弹性,赋予用人单位行使解雇权更大的灵活性。国有企业裁员不应依靠政策,游离于法律,而应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解雇权的程序条件限制。在案例实证研究、域外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司法机关对解雇程序的审查应尊重立法,在遵循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前提下,合理平衡劳资双方的权利。我国未来立法应建立陈述与申辩等程序,完善解雇事先通知工会程序,加强经济性裁员中的劳资协商程序。解雇权行使成本限制。在域外比较研究、案例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我国应降低合法解雇的经济补偿金,完善违法解雇的法律责任,如建立惩罚性赔偿,区别不同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