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美国因次级贷款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的实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成长速度趋平缓。美国启动了量化宽松政策,中国开启了四万亿计划,此后中国金融业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随着货币的规模不断膨胀,加之2012年以后渐渐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企业为了寻求高收益进入房地产金融市场。如今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逐渐从追求快速高增长慢慢过渡到最求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如何响应国家政策加速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实体企业目前遇到的困难在于产能过剩,并且利润率不断下滑,与金融行业的利润差越来越大,不断吸引着非金融企业的“不务正业”挪用主业资本投向资本市场购买众多金融产品获取高回报,这一行为会使得企业的主营业务受到挤占,不断的脱实向虚,随着非金融企业将更多资金配置到金融市场,企业不断购买金融资产其占企业总资产的比重连年上升。这一现象将逐步削弱国家供给侧改革的成果,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不动产以及土地价格飞涨与金融资产价格逐步升高的双高现象,将实体企业逐步诱导进入资本市场,随着泡沫的不断扩大终有一天市场会因为流动紧缺以及市场恐慌引发系统性风险导致泡沫破裂。企业金融化在不同股权集中度的影响下呈现分歧的效果。股权集中度的升高,到底会促进大股东督促管理者行为,从而下降企业金融化。或者促使大股东与企业管理者同谋进一步掏空企业,加深企业金融化水平?这样的背景之下,选取中国A股沪深两市2008—2020年上市公司公开的财务数据作为样本,站在企业管理层治理角度,深入研究了股权集中度与企业金融化两者的关系,将最能代表企业管理层的职位-CEO,利用CEO的个人背景作为调节变量,构建调节效应模型探讨股权集中度在企业金融化的调节作用。笔者的论文结论是:股权不断集中,可以使得企业发生过度金融化的现象得到削弱;加入CEO金融背景这一调节变量以后,调节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表明,CEO金融背景主要通过CEO自身的烙印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发生作用。具备金融、财会学术经历或者从业经历的CEO拥有对金融行业更深层的见解,使得他们在金融投资方面比非金融背景的CEO对于金融市场的理解和决策更加占据上风,最终影响企业的投融资决策行为,并且拥有较高的风险偏好,这些足以减弱股权集中度对于企业金融化的预防影响。拥有银行工作背景的CEO、拥有非银行金融机构工作经验的CEO、拥有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经验的CEO对于股权集中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大股东监督效应不断减弱。笔者还发现CEO是否是财务背景出身和CEO是否有过海外经历并不会对于股权集中度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有明显的影响。在研究的基础上,笔者提出政策建议,包括:1、提高企业内控制度建设,通过提高股权集中度使得大股东监督意识从而抑制企业金融化。2、理顺金融资产结构合理配置金融资产,均衡好金融资产投资与实体产业投资,让企业到达一种既能促进自身稳健发展,又能躲避流动资金短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良性企业金融化水平。3、管理层人员选用多元化以此抵消金融背景管理层人员的“烙印”,在企业内部产生相互制衡的效果削弱金融化。本文从股权特征变量-股权集中度探讨了其与企业金融化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这丰富了如何防范企业金融化这一领域的论文研究。同时,文章也为企业决策部门人员和监管人员关于规避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引导企业走向“脱虚向实”的道路以及给市场上投资者建立正确的心理预期和价值观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