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曾谈到一种君主的特权：用同样金额的新贬值币来偿还货币改铸前的欠款。而在古代中国，这种特权又得以透过纸币的发行大行其道，以致马可·波罗感叹：“大汗用此法据有所属诸国之一切宝藏”。
　　元朝时随着国内市场的统一，政府第一次在全境发行单一不可兑现纸币，并颁布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发行成文法律，以完善纸币发行权的法制构建。明朝中央集权大为加强，统治者欲在维护小农经济的前提下仿照前朝发行单一纸币，以加强社会控制，但却由于纸币政策的保守僵化，在与市场的博弈中丧失了这种权力。元明两朝都因滥发纸币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但元朝随其统治崩溃才最终丧失纸币发行权，而明朝则在统治中期将其重新让与市场。而中国古代纸币发行于此基本终结，最终未能实现近代化转型。
　　本文首先探析了纸币发行权的内涵，梳理其在元明两代以前的历史建构，并作以法律效果的评价。其次具体阐述元明两朝的纸币发行权的法制构建，并对其制度与效果差异进行比较分析。从法律制度看，元代纸币发行权主要是通过《整治钞法条画》与《至元宝钞通行条画》构建，先后采用银本位与不兑现本位，曾实施纸币发行准备、限额与回笼制度，但币种与制度又有反复变化；明朝纸币发行权力主要在政府诏令、财税政策中体现，采用纸币本位，但无发行准备、限额与货币回笼的约束，始终只有大明宝钞一种纸币。从纸币发行权力的构建效果看，元朝纸币发行权力相对分散，虽有用货币权力解决财政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市场变化；明朝纸币发行权则过于专制，背离了市场运行规律，而不得不借用财税手段加以维持。最后，本文从文化角度对元明两代的纸币发行权进行探讨。从文化差异上看，元朝具有重商主义的经济文化、“天下一家”的政治文化与“祖述变通”的法律文化，与之相比，明朝在经济、政治与法律上，具有重农抑商、“家天下”、“官本位”的文化特质；而两朝最终未能完成纸币发行权的现代化重塑，也可以从中国古代“一元权力观”、“官富民困”、“法为治具”等文化传统中找到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