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本研究主旨主要在于了解女性乳腺癌术后的应对方式特点、身体意象、家庭角色认知及亲密关系的实际情形，以及不同背景变项下的差异情形，并进一步深入探讨女性乳腺癌术后应对方式的影响因素，为今后临床、护理和心理干预工作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方法：采取立意取样法，选取接受过乳腺癌外科手术和化学治疗的有婚姻史的女性患者。具体样本取自黑龙江省肿瘤康复中心乳腺癌病友协会、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大庆市第一医院乳腺癌肿瘤科的患者共400人。在定量研究中，通过问卷对调查对象进行社会人口学信息、应对方式、身体意象、家庭角色认知和亲密关系的数据收集，所有数据经SPSSll.0建库并进行统计学分析。此外，依据定性研究的方法对10名调查对象进行了访谈调查。　　 结果：有效应答问卷为386份。乳腺癌术后女性应对方式状况基本良好，对术后应对方式有影响的因素主要有身体意象、家庭角色认知、亲密关系以及人口学自然状况等。其中，身体意象与亲密关系与应对方式的影响较大。具体情况如下：386名受试对象的面对均分为19.62±3.75，回避应对方式的均分为15.74±2.99，屈服应对方式的均分为9.12±2.94。女性乳腺癌术后医学应对中的回避表现出与常模的统计学差异，均高于常模；在面对、屈服方式上未表现出统计学差异。应对方式中的“面对”项与身体意象成正相关；“回避”项与身体意象、家庭角色认知、亲密关系之间均存在正相关关系，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屈服”项与身体意象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与家庭角色认知、亲密关系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乳腺癌术后女性的教育程度、术后时间和身体意象对“面对”这一应对方式影响性较显著，其中教育程度对“面对”应对方式的影响最大；在“回避”项中身体意象、亲密关系和家庭角色认知对其影响性较显著，其中身体意象量表总分对“回避”应对方式的影响最大；在“屈服”项中工作情况、应对困难、身体意象、家庭角色认知和亲密关系其影响性较显著，其中身体意象量表总分对“屈服”应对方式的影响最大。工作情况、应对困难、身体意象总分与“屈服”得分成正相关关系，家庭角色认知和亲密关系与“屈服”应对方式成负相关关系。　　 结论：乳腺癌术后女性的应对方式与身体意象、家庭角色认知和亲密关系有较紧密的联系，与人口学个别因素有较强的联系。医学应对方式的三项基本方式影响因素的比重各不相同，且对其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不相一致。籍此，在为乳腺癌术后女性提供干预措施时，应综合考虑相关影响因素，从而有效提高其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