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本体——工夫”论是构成其教育哲学体系的思想主线，也是整个宋明理学本体工夫思想成熟的标志。以往的中国教育思想史的研究，已不断地涉及到这个问题；但从教育哲学的角度深入揭示本体与工夫范畴的内涵、探究本体与工夫的关系、并对其在中国教育哲学史上的历史定位作一具体分析，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本文试图就此作一点努力。 本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范畴论——“本体”与“工夫”的内涵。王阳明的“本体”即心之本体，它实兼二义：既指本原，又指本然。从本原上讲，他通过对心性理三者关系的分析，认为“心即性”、“性即理”，把主体之心看成是构成理的本体存在，确定了心本论的起点。从本然上讲，“至善”、“知”、“诚”、“乐”、“定”皆是心之本体。1521年，王阳明提出了“致良知”说，开始用良知来界定心之本体。此后，良知便构成了其所谓本体的基本内涵。在王阳明那里，良知是一个具有先验性、直觉性和普遍性三方面特性的范畴，是融认知判断与情感判断为一体的主体的内在道德评价机制，既是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又是造化天地万物的本体。“工夫”就是通过道德修养来实现或恢复本体的方式或手段。具体言之，主要包括：立志与省察克治，静坐与事上磨炼，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立志揭示的是道德实践中意志的决定作用，是道德修养的本原工夫：省察克治是在对自身的品行进行反省和体察的基础上，克其私、去其蔽，以达到对症施治的目的。静坐是为了收放心，事上磨炼是指在事上磨练自己的“心”。知行合一揭示的是道德自觉与道德践履的关系问题，即“知必见之于行”、“行中必须有知”。致良知有两层含义，一是使良知充拓至其极：二是依良知而行。 第二部分：关系论——“本体”与“工夫”的关系。王阳明是以“合着本体的，是工夫；做得工夫的，方识本体”作为解决二者关系的基本命题。它的基本运思方向有二：一是从本体上说工夫。王阳明首先设定了本体的存在，它的形成先于后天的工夫，是一也 先验本体。在这一前提下，把本体作为衡量道德践履是否为工夫的根本标准，认为本体 对于工夫具有范导作用。二是从工夭上说本体。工夫是把握本体并使本体得以呈现的必 要环节，道德主体必须通过自身的体察与践履，方能使本体得以显现。前者主导的方面 是本体，强调的是本体的先验性和对工夭的规范性：后者主导的方面是工夫，反过来又 把工夫视为实现本体的先决条件。这并不说明在二者的关系上，王阳明主张先有本体、 后有工夫，然后再在工夫中体现本体，而是强调本体与工夭的不可分离性：工夫中不能 无本体，故工夫不离本体；本体不能不体现于工大中，故本体不离工夫。正是在这种意 义上可以说“本体即工大”、“工大即本体”，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本体工大合一。基于这 种立场，在道德修养方法上，他既反对轻视工大而专求直接悟入本体，又批判专以工大 为要而轻视本体。＊第三部分：“本体——工夫”论的历史定位。在中国教育哲学发展史上，王阳明的本k”““”“””””“““”““”““““““‘”””“”“’“““’“”””‘““” 体工大之辨是自先秦以来性习之辨在其哲学思想中的具体展开形式，它在当时和明末清 初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构成了从先验人性论到实践创造人性论的过渡环节。从性习之 辨的发展史上看，与程朱理学的“变化气质以复性”相比，王阳明的本体工夫论通过强 调本体与工夫的互动，突出了后天经验在完善人性中的巨大作用。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分 析，王阳明的本体工夫论之所以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就在于它既强调本体的先验性， I 又强调工大的创生性，把通过体用之辨展开的性习关系理论中所包含的矛盾充分显露出 来。